引子（第2/7页）

人们揣测赵匡胤之所以对兵书一事秘而不宣，一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武人出身，有“名将”之称，不愿意再额外沾张巡的光，以免损害雄才伟略的形象；二来大宋自立国之日起，便是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堂堂开国皇帝，总不能一边“杯酒释兵权”，一边公称镇国之宝是《张公兵书》。

然而，随着大宋对外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人们又开始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大宋虽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原又归一统，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它非但没有取得汉唐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土统一，中国始终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南有大理，西有党项，北有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和蒙古——此即所谓的“金瓯缺”[7]。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一直贯串着整个大宋王朝，由此造成中原始终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外患最为强烈。

大宋立国之时，北方契丹人创建的辽国已然十分强大，国土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原。尤其是后晋皇帝石敬瑭为求得军事援助，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石敬瑭的出卖之举，等于是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契丹，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以骑兵见长的辽国军队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一直到大宋京师开封，八百里平川，中间没有任何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无论谁执掌中原政权，都会感到强大的压力和深重的危机。因而赵匡胤一当上皇帝，便信誓旦旦地道：“今之勍敌，正在契丹。”可见，在大宋开国皇帝的心目中，早已经将辽国视为可怕的劲敌。

然而在几次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未果后，赵匡胤意识到辽国此时已坐大一方，早非昔日的游牧部落。即使宋军能够如愿以偿地夺回燕云，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及辽国的军事实力，战争的策源地依然在契丹一方，辽国随时都可以发起反扑。而宋军一旦出兵，需同时从河南、山东之地征调大批兵饷，兴师动众，远远不及契丹直接从蒙古、辽东南下方便。因而，纵然有收复燕云之地的雄心，赵匡胤还是采取了隐忍防守的姿态，下令在开封附近广植树木，以此应对契丹铁骑疾驰而至的威胁。

甚至，赵匡胤还想到用一种更为消极的方法来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为此，皇帝一改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抑商”的传统，宣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大肆鼓励商业和经济，以此博民富，并在内府库专门设了一个“封桩库”，相当于一个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赵匡胤还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打算等到小金库的钱积累够一定数量了，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

燕云既失，中原无论攻守均处在劣势，辽国反而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任何胸怀天下的皇帝，都不可能对此危机视而不见。开宝九年八月，大宋立国已经十六年，国强民富，赵匡胤终于正式将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提上日程。这一次，几近倾举国兵力，派出大将党进、潘美、杨光美等分五路攻北汉太原[8]，如此大规模出师，昭显了赵匡胤的势在必得之心。太原城在宋军的攻势下，已经岌岌可危，辽国立即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塔尔率兵赶来救援。

就在宋辽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赵匡胤在扑朔迷离的“斧声烛影”中离奇死去，最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岁。他生前大力抑制武将、收回兵权，却想不到祸起萧墙，皇位随即落入弟弟赵光义之手。十月，赵光义即位为帝，是为宋太宗，随即下令北伐的宋军回师。

赵光义在重重迷雾中即位后，大有得位不正之名，因此也有着要超越兄长的万丈雄心，一心要实现兄长未能完成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赵光义决定挥师北伐，首要目标就是北汉，其次便是契丹手中的燕云十六州，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皇帝御驾亲征的督促下，宋军一举攻克了北汉，但随即与辽军对仗中遭受重大挫折，宋军一败涂地，赵光义本人也中箭受伤，乘坐一辆驴车狼狈逃命。还是北汉降将杨业及时赶到，杀退了追击的辽兵，才救了大宋皇帝一命。

此战开宋朝与外族作战屡战屡败的历史。宋军之惨败失去的还不仅仅是众多将士的生命，还有大宋君臣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宋朝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起对辽国的进攻，改取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