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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了起来，是我母亲打来的。葬礼之后，我们就没说过话。几句关于我这趟旅行和大家的近况之类的例行寒暄过后，她切入了正题。

“赖莉告诉我，你正打算写关于肖恩的报道。”

这不是一个提问，但我故意把它当作问话一样回答道：“是啊，我是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约翰？”她是唯一一个叫我约翰的人。

“因为我必须得写出来，我……我只是不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走下去，就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我必须——至少我得试着去理解，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从你小时候起，你就总要把东西给掰碎，记不记得？你差不多毁了你所有的玩具。”

“你在说什么啊，妈妈。这是——”

“我在说，当你把东西拆开掰碎了之后，你无法保证每一次都有能力把它们拼回来。一旦失败了，你又能得到什么？什么都得不到，约翰，你会一无所有。”

“妈妈，你这是无理取闹。听着，我必须得这么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跟她讲话，总是那么快就会生气。

“你有没有想过除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会有多么伤人？”

“你是指爸爸吗？写出来大概对他也有帮助吧。”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想象着她坐在厨房的餐桌边，闭着眼睛，把听筒放在耳边。我的父亲很可能也坐在一旁，却不敢跟我谈论肖恩的事。

“你知道肖恩当时是怎么想的吗？”我轻轻问道，“你们俩有谁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她悲伤地说，“没有人会知道。”

又是一阵更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请求道：“再考虑考虑吧，约翰，让我们静静平复创伤不是更好吗？”

“就像萨拉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从来不谈萨拉……也从来都不告诉我。”

“我现在不想提这个。”

“你永远都不会提的，才刚刚过了二十年而已。”

“别用这种事对我冷嘲热讽。”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吧。”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气地挂了电话。她在生我的气，就像我在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让我写肖恩，这让我非常难受，就好像她还在试着保护和偏袒肖恩一样。但是肖恩已经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我坐直了身子，让视线能够越过工作间的隔板向外望去。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渐渐填满了编辑部大厅。格伦走出了办公室，正在本地新闻编辑部与早版编辑讨论堕胎医生枪击事件的报道计划。我缩回椅子里，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们又得冒出个主意抓我去加工润色。我总是想尽办法躲开改写报道这种苦差事。他们派出一群记者赶往犯罪或者灾难现场，这些人再把拿到的信息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还得费心纠结署名栏里附上谁的名字。在记者这一行当里，这活计无疑是最紧张、最激烈的了，但我实在是被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我现在只想专心写自己的凶杀案专版报道——我的独家报道。

我很想拿着这沓打印文件跑去自助餐厅，这样就躲到了他们的视线之外，但最后还是决定冒险留在办公室里。我重新开始阅读手头上的资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个月前刊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丝毫不足为怪。《纽约时报》简直是报界中的圣杯——它的报道是业界最棒的。我刚浏览了开头，就决定把它留到最后细读。将剩下的资料扫过一遍之后，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新阅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

这篇报道的着眼点是六周内连续发生的三起警察自杀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全无关联，受害者们生前互不相识，但都饱受警察抑郁症的折磨——文章里是这么叫的。两名警察用配枪在家中自杀，另一名在一个海洛因注射点自缢身亡，把六名刚吸完毒、神志恍惚的瘾君子吓得魂飞魄散。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一项正在进行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它由执法基金会和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合作开展。文章援引了基金会主管内森·福特的发言，我把这个名字写在了记事本上。福特宣称，此项目已经研究了最近五年内上报的每一起警察自杀事件，以期在导致当事人自杀的原因中找出共同点。福特表示，这项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事先判断谁更容易患上警察抑郁症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确诊，只要被病症折磨的警官寻求帮助，就可以得到妥当的治疗。福特称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再以此为基础拟定一套治疗方案，帮助警方管理层在悲剧酿成之前尽早处理警察抑郁症的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