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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斯对面的女人清了清嗓子，将三页看起来像是电脑打印的文件在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然后站起身来。“谢谢，”她说，“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六名遇害警探，分布在六个州，还找到了六件未被侦破的凶杀案，都是这些警探生前亲自负责处理的案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结论，到底是一个人作案，还是两个，或者更多，尽管后两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就我们现在的预估，目前我们要对付的应当只有一个凶手，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看法。我们可以确信这六名警探的死亡具有相关性，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找到这个凶手，这个我们称之为诗人的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其他一些案子与本案存在理论上的关联，稍后我们会谈谈这些案子。现在，我们先从几名警探的死亡案件入手。请打开各自手中的材料，翻到第一份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几秒钟后我会向大家指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扫视全场，看到每个人都在研究手中的材料，不禁因被撇到一边而感到恼火。我决定会议一结束，就去找巴克斯谈谈这个问题。我望向戈登，正撞上他的目光。他得意地冲我眨眨眼，然后埋头继续看面前的材料。这时，我看到沃林站了起来，绕过桌子，穿过整个房间走到我这边，将一份材料递给我。我点头致谢，可她已经转过身回去了。我注意到她回去时还瞪了戈登一眼，两人目光交接，冰冷地对视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看向手里的材料。第一页是一张组织结构图，标有相关探员的姓名和各自的任务。表上还列出了调查局在丹佛、巴尔的摩、坦帕、芝加哥、达拉斯和阿尔伯克基所设分局的电话号码和传真号。我迅速扫了眼探员名单，只看到一个叫戈登的——戈登·索尔森。我看到他的任务只简单写着“匡提科——机动组”。

接着我又在名单上找布拉斯，很容易就猜出她的全名应该是布拉西利亚·多兰，列表上她的任务显示为“遇害者协调员/心理侧写”。其他探员的任务也被列了出来。这些委派任务有的明确写了出来，有的使用了加密代码，但大多数只标注了派遣城市，后面附着遇害者姓名。显而易见，诗人作案的每个城市都派遣了两名行为科学部的探员，同每个地区分局的探员和当地警察一起开展调查。

我翻到下一页，也就是在场每个人都在看的那一页。

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诗人”，BSS95-17

遇害者编号

1、克利福德·贝尔特伦，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凶杀案负责警官。

白人，男性。生于1934年3月14日，卒于1992年4月1日

作案武器：史密斯韦森点12口径霰弹枪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2、约翰·布鲁克斯，芝加哥警察局第三区分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黑人，男性。生于1954年7月1日，卒于1994年3月13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格洛克19式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3、加兰·佩特里，达拉斯警察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白人，男性。生于1951年11月11日，卒于1994年3月28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贝雷塔点38口径

两枪，两枪命中——胸部、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4、莫里斯·科泰特，阿尔伯克基警察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西班牙裔，男性。生于1956年9月14日，卒于1994年9月24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史密斯韦森点38口径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5、肖恩·麦克沃伊，丹佛警察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白人，男性。生于1961年5月21日，卒于1995年2月10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史密斯韦森点38口径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车内。无目击证人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还没有把麦卡弗蒂列入这份名单，他本应该排在第二位。接着我意识到房间里很多人又把目光投到我身上，因为他们看到了最后一个名字，显然猜到了我的身份。我只好把视线牢牢锁在面前的材料上，两眼盯着我哥哥名字下的说明文字。他的一生被缩成短短几行描述和几个日期。最终，布拉西利亚·多兰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

“好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材料是在第六件案子被确认之前打印的，”她说道，“如果你们想现在就在自己的材料里补上，这件案子应该排在贝尔特伦和布鲁克斯之间。遇害者名叫约翰·麦卡弗蒂，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一名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稍后我们就会收到案子的更多细节。总而言之，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些案件之间的共同点并不多——使用的作案武器不同，案发地点不同。我们已经了解的遇害者中，有三名白人、一名黑人和一名西班牙裔……新增的那件案子，麦卡弗蒂是一名白人男子，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