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8 -（第2/3页）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日本政府自明治三年起委托东福瑙曼印刷公司印制日本纸币，再将印制完成的纸币运送回日本国内，奉命调查财政现状的井上基于其职责自然应当同东福瑙曼公司接触，听取和了解纸币印制的情况。此时的井上还兼着大藏卿的职守（归国后即就任工部卿兼任大藏卿），不管是他从柏林前往法兰克福，还是东福瑙曼公司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前来柏林，井上与之一定是有所接触的，否则很不正常。

对于井上在伦敦时的行动记述得十分详尽，而对他在德国的行动却记述得过于简单，由此看来，传记在记述时一定做了大幅的省略。这就是安田读了传记之后的感觉。

这一省略并非编撰者随意为之，而是井上没有将这一段行动讲述给编撰者的结果。

无论如何，舆论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井上馨在德国期间行动的空白部分，民众本能地嗅出了某种气味。

痴游在这本书“当时庙堂怪象之种种”一节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大约是明治十二年的九月十六日，山县有朋参议在富士见町的府邸会见各国公使及阁僚，并设午餐会招待宾客。来宾之一、时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参议拿出一份出门时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是警视局警部跨府缉捕藤田，称：“余身为内务卿并未签发过此命令，事态殊为可疑。”此事一出，鉴于长州集团与此事难脱干系，山县参议觉得自己身上带着疑点依然列席阁议未免尴尬难堪，倒不如迅即辞去公职，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于是竭力提出辞职。在此过程中，伪造国币案件变成了违法经商事件，违法经商事件又变成了商业贿赂事件，商业贿赂事件又变成了花纸牌赌博事件，局面一点点发生眼花缭乱的变化，最终没有查出任何犯罪案件，阁议议定对当事官吏予以问责、加以惩戒，终于各方太平无事，庙堂上也重新风云无迹，唯大藏卿大隈重信参议以机密费的名义特批了一笔特别支出作为调查伪造国币案的费用，这当然是基于职分的正常行为，但下令警视局前往大阪执行缉捕显然是越权滥职的行为。

根据这段记述，伊藤内务卿对于其掌管之下的警视局（警视厅）前往大阪搜查藤田组一事，直到接到那封电报为止，丝毫不知情，川路大警视是在没有得到直属上司内务卿（内务大臣）的命令和默许的情况下，擅自前往大阪秘密搜查并缉捕藤田组的。当时执行的虽然是安藤中警视，但这一方针却是川路出访之前定下的。

山县有朋参议（参谋本部长）从伊藤口中听到缉捕藤田组后，脸色骤变，觉得自己带着疑点列席阁议未免尴尬难堪，不如辞去公职，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因而坚决要求辞职，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打自招，恰好暴露出藤田组与山县、井上等长州藩阀官僚的串通勾结。

此外，大隈批准支出调查费用作调查藤田组的费用，暗示了这场大张旗鼓的搜查及缉捕背后，有意图推翻长州藩阀的肥前藩阀在推波助澜。至于对这笔特别费用的支出，特意点出“是基于职分的正常行为”，似乎别有深意。

不清楚痴游是从什么渠道获知这一阁议信息的，估计也是通过民权运动得到的吧。

从以上这份资料可以看出，“西南战争”后，萨摩藩阀与肥前藩阀的大隈重信（他是反长州集团的）联起手来，试图以藤田组事件为“炮弹”攻击长州藩阀，有把柄在身的山县被弄得狼狈不堪，至于井上、鸟尾等人想必比山县更加慌张势煞。

伊藤意识到此事关系到整个长州藩阀集团的利益，于是着手扑灭藤田组违法经营引出的麻烦。对伊藤而言，长州藩阀的没落意味着明治政府的垮台，估计伊藤使出浑身解数对大隈展开说服工作，而大隈到最后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最终伊藤的纵横捭阖取得了成效，以伪钞案的调查为突破口，以“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借口警视厅搜查藤田组总部及各分社一无所获对安藤则命中警视等人给予惩戒，警方意图从藤田传三郎处搜出可以证明其与井上之间行贿受贿事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处于明治政府的绝对强权之下，官吏也只能徒叹奈何。

后来，违法经营事件变成了花纸牌赌博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至云消雾散。过后，对藤田组的内幕再清楚不过的中野梧一在家中举枪自杀，永远闭上了嘴。想到这里，安田不禁联想起这与当代的政界贪腐事件是多么相似啊。

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大隈的回忆录还是《公爵山县有朋传》，对于“藤田组伪钞事件”都只字未提，《大隈伯昔日谈》《大隈伯百话》《大隈侯昔日谈》等也丝毫没有谈及。那样喜欢饶舌地讲述自己过往旧事的大隈重信，对自己任大藏卿时代所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著名事件，一句半句都不提起，这实在非常奇妙。安田继续在想，这其中的不自然，假如从上述角度去解读的话就很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