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一节（第2/5页）

尼可在接受采访，发表对卡洛琳谋杀案的看法时，相当咄咄逼人、不留情面，“在过去十二年间，检察长雷蒙德对执法部门的松懈管理实际已经让他变成了这个城市犯罪分子的帮凶。这一次的悲剧就证明，他连自己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都难保。”尼可没有解释的是，如果雷蒙德真的那么能力低下，那十二年前他被雷蒙德任命为副检察官的事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政客们都是不解释的。再说，尼可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知廉耻，这也是他在政治圈里迅速成熟的原因之一。

无论尼可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熟，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赢得这次的初选。现在离初选只有十八天了，雷蒙德在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赢得了金德区一百五十万选民的好评。今年，他暂时还没有获得党内的支持，但这主要是因为很久以前和市长之间的一次派系斗争。雷蒙德的政治同盟们——这个圈子从来就不包括我——认为，再过一周半，等第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党内的其他领导就能迫使市长改变立场，让雷蒙德获得党内的一致支持，在初选中稳操胜券，而在这个一党执政的小城，初选的胜利也就等于整个竞选的成功，雷蒙德继续任职四年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科迪从前排转过身来，说是已经快到一点了。雷蒙德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科迪把这当作是默许，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打开了车上的警笛。警笛只响了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就像在这拥挤交通中的两个小逗号，但路上的小汽车和卡车纷纷让开了道，我们这辆黑色的别克便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去。这里周边的房屋还是显得有点破落——陈旧的木板房、镶着玻璃碎片的栏杆，面色苍白的小孩子在街边玩着球和绳子之类的东西。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三个街区，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公寓，楼下是我父亲开的面包店。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阴暗的岁月。白天，我不上学的时候，就会和母亲在店里帮父亲的忙。晚上，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躲在上了锁的房间里，我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做玩伴。直到今天，这片地区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还是有很多像我爸爸那样的人：跟他一样的塞尔维亚人，还有乌克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外来民族的人们带着一种悲观的心态，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

周五下午的交通太过拥挤，我们又被堵得死死的了。科迪正好把车开到一辆公交车后面，公交车正轰隆隆地喷着难闻的尾气。车身后面印着一张雷蒙德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他正朝我们头顶上方望去，脸有一两米宽，脸上倒霉的表情像某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或是什么罐头猫粮的代言人。我没法控制自己。雷蒙德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未来，我已经跟了他十二年，在这些年里，我对他绝对忠诚，也充满了敬佩。我是他的副手，他的失败也将会是我的失败。但我无法消除脑海中那个愤怒的声音，它是那么倔强。现在，它突然对着我头顶上的那张照片，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个傻瓜。

我们开到第三大街，我发现卡洛琳的这场葬礼显然已经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停在周边的车有一半是警车，路上还有不少警察三三两两地走来走去。杀害一名检察官离杀害一名警察基本上只有一步之遥，再说，无论派系利益如何冲突，卡洛琳在警局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她是一个很好的检察官，尊重警方的劳动成果，也会努力保证这些成果不会在法庭上付诸东流，因此，她和警方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忠贞的君臣关系。当然，她也是个漂亮的现代女性，大家都知道，卡洛琳很吃得开。

越靠近教堂，车流就越发拥堵。前面的车在上下乘客，我们就在离教堂不到几米的地方走走停停。那些大人物的车，像是挂着特殊牌照的加长豪华车，还有在附近寻找停车位的媒体记者的车，带着一种笨拙又冷漠的感觉，挤满了整条路。尤其是广播台的车，既不遵守交通法规，更加无视基本的社会公德。有一辆电台的广播车，直接停在教堂橡木大门的正门口，还在车顶架起了一个雷达天线，一堆记者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像是在拳击比赛的现场，一有官员到来，记者们就把话筒杵到他们面前。

“等一会儿。”雷蒙德说，我们的车刚一开到教堂门口，蜂拥而来的记者就把车包围了，雷蒙德一边挤出去，一边对我说，他还要在葬礼致辞中加些内容，他稍后会在外面再演练一遍。他在教堂门口停了一会儿，拍了拍第五频道斯坦利·罗森伯格的肩膀，按照惯例，斯坦利将会第一个对他进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