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五节（第3/6页）

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审判庭内部的构造是拱顶的，有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墙壁和长条靠背椅。在这里，各种混乱仍在继续，人们永远都在吵吵嚷嚷。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坐在前面，这样才能清楚地听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们也会和和气气地讨论是否有坦白从宽、从轻发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个律师围绕在文员身边，递交各种出庭表格，查对法庭档案，或是催促文员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让法官早点审理。还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两个一排靠墙站着——很多人都是刚刚值完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来参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释听证——这些警察喝着咖啡，跺着脚，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边，拘留所里也是喧哗不断，被拘留在这里的被告正等着上庭，总有一两个人会对着法警或自己的律师破口大骂，抱怨拘留所里的条件有多么糟糕，公用厕所的味道又是多么难闻。其他人则时不时发出一声哀叹，或偶尔用头去撞撞栏杆。

上午最后一批参加庭审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们，她们在经过传讯、审判、罚款的程序后，会及时回到大街上，睡一觉，再开始另一个晚上的工作。她们通常都是一群人由两三个律师代理，但也会有皮条客出于省钱的目的，亲自前来辩护。现在，就有一个穿着火红色西装的小混混在大说特说警方的残暴执法。

我见到了梅可，梅可领着我去了衣帽间。衣帽间里没有衣服，没有人会这么笨，把值钱的好衣服放在这没人看管的地方。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做法庭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还有一盏本应是挂在餐厅里的巨型吊灯，吊灯用塑料袋装着，毫无疑问，显然是某个案子里的证物，即将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为什么在查一个B类案件？”我问。

“我还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还会对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兴趣。”梅可说。这个笑话有点过分了。她坐在轮椅上，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喜欢梅可，她聪明、胆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调查B类案件的几个可能原因，但这些我都想过了。

“这没道理。”我说。

最后，她终于承认了。

莉迪亚·梅可是检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负责人事、采购和员工的聘用解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吃力不讨好，但梅可早已经习惯了困难。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事后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瘫，那已经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梅可开车冲进了河里。她的第一任丈夫汤姆在那场车祸中丧生，而她则成了残疾。

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梅可应该算是检察院里最优秀的律师，她总是井井有条、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师的天赋。在过去这些年，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陪审团面前利用自己残疾人的身份来获得优势。也许，当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时，对它的感悟反而能让自己更好地成长。陪审员一连几天看着她，他们会想，两条腿残疾无力是怎样的感觉，他们听着这个女人的滔滔雄辩，这个女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坚强、那么幽默，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她还会偶尔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审员渐渐发现——她是那么不同寻常，他们对她充满了敬佩，充满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会升任法官。她已经获得了党内的支持，初选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普选自然也一定能获胜。显然，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妇女组织、残疾人士组织、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师协会的一致支持，那基本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

“你怎么不去问雷蒙德关于案子的事？”她最后这样建议我。

我叹了一口气。雷蒙德并不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他不太可能知道每一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况且这些日子，我也不想去烦他。他心情不好，随时可能找人发泄一通。

梅可还有一个案子要出庭，我和她一起沿着走廊走进法庭，我告诉了她关于莫尔托的事以及他无故缺勤的问题。如果我们开除莫尔托，那尼可一定会大做文章，说雷蒙德是在清除异己。如果我们不开除莫尔托，消息走漏出去，只会让尼可渔翁得利。最后，我们决定，给莫尔托记上“未经批准休假”的过错，这个名头之前并不存在，是我们专门为了他的这次情况想出来的。我告诉梅可，最好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莫尔托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我才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