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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黑帮调查组的麦克·汤森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给马西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我们对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诉讼,他被定罪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鲁德亚德州立监狱,而不是他原本以为的联邦拘留所。联邦拘留所的条件要好很多,那里每天有蔬菜吃,还可以打网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给在监狱里念函授大学的犯人教会计课程,还可以每隔三个月让妻子探望一次,与他过夫妻生活。现在,我们却把他送到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钥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汤森德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去监狱看了马西,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我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他,他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我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他还记得我们。马西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八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他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我们解释了他的遭遇。
一个名叫多沃的大块头黑人想让马西当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种别人绝对不敢对他说不的人,即便是监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阴茎,让马西给他口交。马西不愿意,多沃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马西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马西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马西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多沃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马西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马西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汤森德和我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马西·卢皮诺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我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我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千六百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钱,那就足够我逃亡了,但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奈特了,那我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跑到了巴西、乌拉圭这些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每年暑假让巴巴拉把奈特带去,和我偷偷见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干脆跑到克利夫兰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区,改名换姓,但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尔林下公交车时想要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么简单,又固执得有点奇怪。我坐在那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觉得好像闻到了香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