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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

最终形成的陪审团人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年轻人占了多数，很多还是单身。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药店经理；一个当会计的年轻女子，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款；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领班工人；还有一个男子和他差不多大，在本市一家酒店的餐厅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捣鼓电脑；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本地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离过婚的女老师、一个本市轻轨公司的秘书、一个去年刚刚退休的高中音乐男老师、一个汽车修理工、一个汉堡店的经理实习生、一个退休的护理员，还有一个莫顿商场的化妆品推销小姐。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七个女人、五个男人。拉伦还选出了四个后备陪审员，他们会旁听全部的庭审过程，但没有发言决定权，除非是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中有人生了病或是其他原因退出，他们再补上。

陪审团选好以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作好了所有开庭的准备。

两点差十分，我们再次来到法庭，准备开庭陈述。现在的气氛和昨天早上的气氛一样，冗长无聊的陪审员挑选已经结束，空气中再次涌动着一种血腥味的紧张。这种兴奋的氛围中，我却感觉像有一种痛苦的毒液渗进了我的骨骼。肯普把我叫到法庭外面的走廊，结果外面还有一大群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我们只好又走了一段，才摆脱他们。在法庭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偷听到。虽然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会把偷听到的东西报道出来，但说不定就有谁会去跟检方告密。

“我想跟你说点事。”肯普告诉我。他头上的小卷发好像是剪短了一点儿，穿着一件蓝色细条纹的休闲西装，他很帅，完全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而不是在这里搞法律。我听别人说，他以前在乐队里弹吉他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但是，他却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分析案件、起草文稿，和斯特恩还有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很喜欢你。”肯普说。

“我也喜欢你。”我回答。

“我真心希望你能赢这场官司！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客户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觉得，你一定能赢。”

他工作也就一两年，接手的客户并不会很多，所以，他的预测并不见得准确，但他的真诚让我很感动。我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谢谢他。当然，他并没有对我说，他相信我是无罪的。他很清楚一点，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如果你在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把他摇醒，问他到底觉得我有没有罪，他大概会说他也不知道。

斯特恩也来了。他看上去信心满满，由于兴奋，他显得那么干劲十足。他的衬衫雪白，一丝褶皱都没有，显得很圣洁。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轰动的一桩案子，而他马上就要进行开庭陈述了。突然，我很嫉妒他。这几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作为一名律师，打这样的一场官司将会多么有意义。我之前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下，我却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大概还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吧。我和雷蒙德曾经处理过的“暗夜圣徒”的案子，也是大案子，二十三个被告，关注度远远不及我现在的这个案子，但还是让我整整七周都像是被充了电，连睡梦中都有一种止不住的兴奋。就像是骑摩托车飙车或爬山，是一种超越巅峰的刺激感。现在，我突然觉得有点悲伤，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