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顺天丁酉科场案（第2/13页）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国语（意为满语）骑射”的国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从一出生就要开始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关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八旗子弟发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优厚的俸禄，又可以免去从军之苦役，于是开始崇尚文学，热衷于科举。顺治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多次强调说：“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汉人，以此笼络人心。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大，对于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想要挤过乡试这座独木桥，混上举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来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贡生（秀才）张汉没有就近报名参加在本省省会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北京参加顺天闱的乡试。他本就家境不佳，凑齐路费已经是十分艰难，更不用说一路北上舟马劳顿之辛苦。张汉如此费尽周折地报名顺天乡试，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当时规定，每次乡试，各省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且数量不一，根据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此，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录取名额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国各地不少士子像张汉一样，宁可多花路费，也要参加顺天的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