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雨落石出（第10/11页）

案情由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任兰州知府蒋全迪现任浙江宁绍台道，前任皋兰县令程栋现任刑部员外郎，均被立即逮捕送交刑部审讯。而皋兰县为甘省首县，为一省之耳目，皋兰县一经突破，其他大小官员再也沉不住气了，纷纷将各自的浮冒赈粮数以及被上司勒取交办物件等项用去银两数目逐一供明。至此，甘肃省上下官员冒销舞弊情形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所有相关主犯包括王亶望在内均被押到热河行在，乾隆皇帝亲自廷鞫质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王亶望、王廷赞等人不得不俯首认罪，承认了折监冒赈、从中渔利的犯罪事实。

审讯官员曾问王亶望道：“如此贪婪不法，与属员通同作弊，难道不怕日后犯出来，就如此大胆么？”王亶望回答说：“我做这种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发觉也断不敢做，只是我贪心重了，想上下合为一气，各自分肥；又令该道府等出结存案，希冀可以蒙混；有散赈可以藉端掩饰，不至败露出来，所以大胆做了。”（《惩贪档》）

至此，甘肃官员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初步估计，前后通过捐监冒赈侵吞的银两至少有上千万，贪污数量之巨，为清朝立国以来之最。

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下了一道谕旨，总结甘肃捐监冒赈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王亶望立即处斩；勒尔谨赐令自尽；王廷赞判绞监候，秋后处决。王亶望被押赴刑场时，十分镇定，只是长叹今日结局是命中的定数。

面对如此惊天大案，乾隆皇帝愤慨有加，一时不能平静，再次下谕说：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然而，说是要“重法治之”，严惩示戒，在追究其他涉案官员之时，皇帝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甘肃当时共有六个直隶州，一个直隶厅，六个州，八个厅，四十七个县，而初步追查出来有牵连的官员即达一百余人。按照清朝律例，凡侵盗仓庠钱粮一千两以上官吏即判为斩立决。但在甘肃冒赈案中，侵冒银数一千两以上的道、府、州、县官员就有一百一十九人，道、府、州、县官员几乎全部卷入，到了全省俱贪的地步。为了避免出现甘肃衙门为之一空的状况，乾隆皇帝被迫放宽尺度，将斩立决的条件由侵冒银一千两以上改为二万两以上，一万两以上者改判为斩监候，一万两以下者再根据轻重分别处理。

即便如此，先后被押赴刑场斩首的案犯也多达五十六人，免死流放到伊犁、黑龙江等处的共有四十六人，并且遇大赦不得援例宽释。因一件贪污案就斩杀、绞决、流放如此多的官员，自清朝立国以来，还绝无仅有。而这还是没有穷追猛打的情况，如果深挖下去，牵涉进的官吏必然更多。若是按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皇帝发布的“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的谕旨来量刑，恐怕大清朝的官员全体该被流放了。从“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到“侵盗仓庠钱粮一千两以上官吏判斩立决”，再到“二万两以上斩立决”，何等生动地表述了吏治的由清到浊。

之前曾经被派往甘肃查证仓粮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扬阿也受到了牵连，被交部严加议处。甘肃按察使福宁革职留任。陕西巡抚毕沅（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当时有名的文人）也因知情不报被罚银，降三级留用。江苏巡抚闵鄂元（其弟闵元任平凉府同知，涉及甘肃冒赈案被杀）、闽浙总督陈辉祖（其弟陈严祖为甘肃环县知县，涉及甘肃冒赈案被杀），均有庇护之嫌，也被罚银并降三级留用。

回想起当初允许甘肃重开捐监之种种情形，王廷赞当面保证的“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犹在耳边，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万分，叹息说：“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甘肃捐监由此停止不说，且对已经被斩首的王亶望余怒未消，认为王亶望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因而有意祸及其家人，将王亶望之子王裘、王荣、王焯章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王亶望另外还有八个儿子，年纪均不到六岁，也全部被逮捕下狱，等年满十二岁时再流配异乡。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国史馆突然进了一部《王师传》，极力表彰王师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事迹。王师就是王亶望的父亲。此时，王师死去已经有四十多年，国史馆突然为他立传，显然是有人操纵，意在引起皇帝的怜悯，以救出王亶望的儿子。果然，乾隆皇帝看到《王师传》后，一时感慨王师的清名，说：“勿令师绝嗣也。”（《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意思是说，不要让王师这样的清官断子绝孙。特意下恩旨赦免了王亶望的儿子，允准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