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雨落石出（第6/11页）

清朝官员俸禄低微，导致了大小官吏普遍贪污受贿的状况。雍正皇帝即位后，为了根治日益败坏的吏治，建立了“养廉银”制度，即对各级官吏实行“低俸禄，高养廉”的政策，在俸禄外增发数额较高的生活补贴金，以使“各官俱有养廉足资”，希图以此来杜绝贪污。养廉银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多出数十倍甚至百数十倍。据《大清会典》所载：地方官员中，总督养廉银一般为一万三千两到两万两，巡抚为一万到一万五千两，布政使为五千到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到八千两，道员为一千五百到六千两，知府为八百到四千两，知县为四百到两千两。

恰好在这个时候，和珅回到了京城。他担心被乾隆皇帝切责迁延误事、贻误军机，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寻找借口。他当然不敢再说是海兰察、额森特等勇将的责任，于是改口说一进甘肃就大雨连绵，势甚霶霈，连绵不止，道路泥泞，导致大军难行、战事不利。与和珅不谋而合的是，大学士阿桂也因为怕被冠上“师久无功、难辞其咎”的帽子，从前线上奏折诉苦，说甘肃当地“大雨竟夜”。乾隆皇帝何等精明之人，一下子就想到过去几年甘肃年年上报旱灾、申请用捐监粮赈灾，为什么单单今年多雨水？再看看甘肃近来发生的事情：陕甘总督勒尔谨管门家人曹禄房中即抄出两万两白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捐银四万两做军饷，这些银子肯定不是正常渠道得来的。而就在不久前，浙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王亶望主动献银五十万两，充修建海塘公费。因为王亶望刚刚被人参过，如此巨大数目的银两，如果得自浙江巡抚任上，必然早被人揭发了，只有一种可能，这五十万两白银来自王亶望的甘肃布政使任上。三事联系起来，乾隆皇帝终于开始疑心甘肃捐监一事定有重大弊端。

在乾隆皇帝对甘肃捐监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经因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号称中国历史上最能花钱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挥霍，喜欢讲排场，为了讨好乾隆，不惜花费巨资大修特修楼台殿阁，张灯结彩，备极方物。其奢侈程度，就连乾隆皇帝看了后也觉得实在过分，特意说：“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点缀灯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说我巡视地方是为了来了解风俗，不是来游览观赏的，但却因此而添建房屋，点缀彩灯，如此繁华的装饰，这是我实在不能接受的。王亶望见到皇帝斥责，急忙说这是嘉兴知府陈虞盛所为，陈虞盛为此被免职。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节俭，他表面上训斥告诫了王亶望，内心其实很高兴，以王母邓氏年逾八旬为由，下谕赏赐御书匾额及大缎二匹、貂皮四张。不巧的是，邓氏刚好在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制度，王亶望该回家乡山西丁母忧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离开浙江巡抚的肥差，于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请求治丧百日后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准，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职，浙江巡抚改由李质颖担任。不久，李质颖与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见不一，李质颖便上书弹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让妻、子还乡奔母丧，同时还揭发了王亶望办理海船事务时大肆收受商人贿赂并接受他人馈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后甚为重视，派大学士阿桂等人调查。王亶望当然矢口否认，而李质颖拿不出真凭实据，承认所奏不过是得自传闻。于是，乾隆皇帝对此案最后的结论是“王亶望尚无情弊”，不过是李质颖与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质颖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抚改由闽浙总督陈辉祖兼任。显然，此时此刻，乾隆皇帝还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转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发现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兴知府陈虞盛贪纵不法、虚报经费的情况，立即上疏揭发。因为王亶望任浙江巡抚时，王燧、陈虞盛均为其亲信，乾隆皇帝敏锐地意识到王亶望也脱离不了干系，下令逮捕王燧严审，尤其要查清王亶望与王燧有无“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后十分恐慌，急忙自请罚银五十万两，充做修建海塘公费之用。乾隆皇帝答应了王亶望所认罚银，但对如此巨额银两的来源十分怀疑，密令阿桂严加查访。阿桂自然想不到这些银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贪污的赃款，只在浙江调查，因而查来查去，始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甘肃发生了回民苏四十三的起义，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视线立即转向了甘肃，王亶望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只是这位能事之藩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甘肃连日的大雨以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捐四万两白银做军饷将会将他连带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