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审案（第2/4页）

眼见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张之万才勉强从淮安（今江苏淮安）起程，自清江浦沿运河南下，赶赴江宁。他是漕运总督，当然知道横行运河的漕帮的底细。湘军在两江的影响巨大，不少遣散后的湘军都加入了哥老会和漕帮。明眼人都认为马新贻一案与湘军有关，难保漕帮不会牵涉在其中。张之万识得漕帮厉害，调了大批漕标精锐来保护自己。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则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十分谨慎小心。

这一天到了瓜洲，张之万突然要下船走走，不料赶上内急，情急之下，下令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团团将茅厕围住，以确保上厕所时不会遇上刺客。当时正是深秋收获季节，当地有不少百姓正在收割稻子，突然看到官兵刀剑出鞘，如临大敌，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运总督在上茅厕。

此事一时传为笑柄。连漕运总督都如惊弓之鸟，可见当时的局势如何之险恶。张之万人还未到，茅厕笑话先传到了江宁。以致江宁将军魁玉一见到张之万，便打趣说：“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

张之万到达江宁后，传见参与会审的司道府县各员，了解到之前的全部审讯情况后，这才开始提审张文祥。此时，张文祥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福、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均被捕获到江宁。而之前负责马新贻安全警卫的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武巡捕叶化龙等人也都被逮捕，追究防护失职之责。逮捕了不少人，但审问主犯张文祥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参与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袁世凯嗣父）均是马新贻一手提拔的亲信，对此案情迟迟不明很是着急。尤其是袁保庆，马新贻曾任命他为营务处总管，专门负责对付为非作歹的湘军散兵游勇。袁保庆以剽悍著称，手段严厉，抓到这些人往往就地正法，是以湘军不少人恨其入骨。马新贻一死，袁保庆怀疑跟湘军有关，心中更加内疚，总觉得自己对马新贻的死负有一定责任，所以在审张文祥一事上格外卖力，大有不揪出幕后黑手决不罢休之势。孙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见张之万审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准对张文祥用刑，十分不满。

孙、袁二人却不知道，张之万历经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虑得远较他们更为周全。现在巴不得张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为张文祥一死，便是死无对证，一旦用刑，难保不会有人趁机从中做手脚，倘若张文祥“刑伤过重，瘐死狱中”，那可就是他主审官的责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张之万可不敢冒这个险。对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丢官，就是老天爷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诚地下跪磕头一百次了。

张之万深知此案极为棘手，审不出结果，朝廷不满意，他前程难保；审出结果，他可能自己都没命再回淮安。思来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新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拖”字，曾国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国藩来不可。

正因为张之万拖延得太久，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朝廷终于震怒了，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之万、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弹劾抨击张之万，结果他和魁玉成了众矢之的。

为了平息众怒，张之万和魁玉精心谋划后，终于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详细说明了张文祥与马新贻的“恩怨”：“张文祥，河南河阳人，以做小生意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文祥贩卖毡帽到宁波，结识了河南同乡罗法善，娶其女罗氏为妻，开小押店（重利盘剥的典当行）为生。咸丰十一年（1861），张文祥加入太平军，任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将。太平军败亡后，张文祥曾向清军投降，因无人作保，未被清军收纳。张文祥再回宁波，并暗中与海盗有勾结。马新贻任浙江巡抚后，捕杀了不少海盗，其中很多是张文祥的朋友，张文祥因此怀恨上了马新贻。后张文祥妻罗氏与吴炳燮通奸，两人一齐逃走。张文祥闻讯追赶，追到了罗氏，但罗氏卷带的财物却被奸夫吴炳燮带走。马新贻率兵至宁波时，张文祥拦轿告状，要求追捕吴炳燮。马新贻认为这是小事，未准审理。不久后，罗氏再次逃走，被张文祥追回后，被逼迫吞烟土自尽。后张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马新贻勒令关闭，理由是违禁私开。张文祥人财两空，迁怒于马新贻，决意报复。经再三审问，张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并无他人指使。尚属可信。”对张文祥的处置，则建议“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