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 坦诚，是难的（第2/20页）

日日担忧，一定会被逮捕的，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个大块头警察拍到他肩膀。他想着。

可他甚至从未被问询。他和珍妮不在同一个青年组织，父母和朋友都不知道他们的恋情，甚至没人见过他们俩走在一起。

绝对意想不到的真相。

鲍·约翰说，一旦警察找上门，他会立马招供。如果有哪个倒霉鬼因此被控谋杀，他会站出来说出事实。不能让其他人冤枉入狱。他还没坏到那种程度。

然而从未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九十年代，鲍·约翰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刑侦技术已发展到能从DNA中提取证据。鲍·约翰害怕自己留下了什么证据，比如一根头发丝。不过，他和珍妮的恋情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保密工作又做得极好。就算他真的留下了什么，也不会有人想到让他提供DNA样本的，因为没人知道他和珍妮有过交集。

他想假装自己不认识珍妮，却始终过不了心里的坎。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糟糕的记忆一点点堆积。有时候连着好几个月他都能保持正常，有时候满脑子只有这件事。他感觉自己简直是精神病。

“它像只困在心底的怪兽。”鲍·约翰愤怒地说，“时而悄无声息时而横冲直撞。我努力控制，用铁链把它锁住。你能明白吗？”

“不明白。”塞西莉亚在心中回答，“我真不明白。”

“后来我遇见了你，”鲍·约翰继续说下去，“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我真心觉得你是个善良美好的姑娘，并爱上了这份美好。望着你就像望着平静的湖面，你能净化我。”

塞西莉亚才不买账。“我才不是什么好姑娘。”她在心中反驳，“我曾经吸过一次大麻！我们一起喝到烂醉！我以为你爱的是我的好身材、漂亮脸蛋和幽默感。难道你爱我只因为我是个好姑娘？”

他还在说，想要道出每一个细节。

伊莎贝尔出生后他初为人父，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克劳利夫妇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住在贝尔街时，我曾经开车从珍妮的父亲身边驶过。他在遛狗。”鲍威尔说，“他的脸看上去……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像是被严重的疾病折磨，随时可能倒地。他并没有倒下，还坚持遛着狗。我想到自己犯下的罪，想到我应该为他的痛苦负责。我想要错开上班时间，或绕行其他道路，却总能碰见他。他遛狗的路线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

伊莎贝尔还是婴儿时，他们曾住在贝尔街。塞西莉亚记忆中的贝尔街满是婴儿肥皂、舒缓霜和烂香蕉的味道。小宝宝让他们夫妻忙得团团转。有时候鲍·约翰会晚一些去上班，为的是能在伊莎贝尔身边多躺一会儿，摸摸她的鼻子，挠挠她的肚子。塞西莉亚一直认为，结果那根本不是事实。他不过是想避开被掐死的女孩的父亲。

“每当遇见艾德·克劳利，我总想‘我要坦白’。”鲍·约翰说，“可我想到了你和宝宝。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我该怎样告诉你？怎么能留你一个人养大宝宝？我想过离开悉尼，可你不愿离开你父母。无论怎么做都行不通。我想逃离，可我不得不留下。我必须承受这一切，一遍遍提醒自己犯下的罪行。我总会想到用新的方式惩罚自己，让我一人受苦，不去连累他人。我必须赎罪。”

任何给他个人带来快乐的事物终会被他放弃。这正是他放弃皮划艇的原因。他喜欢这项运动，但珍妮永远不可能体会到划艇的乐趣，因此他必须放弃。他卖掉了挚爱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因为珍妮再没有机会开车。

他花了大量时间做社区服务工作，像被法官惩罚的轻罪犯。

塞西莉亚还以为他只不过是拥有“服务社区的意识”，正常现象，但眼前的男人根本不是她以为的那人。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个谎言。他谨遵上帝的意志生活，希望借此脱离苦海。

鲍·约翰认为社区服务算不上严格的惩罚，因为他乐在其中。例如他乐意担当森林救火员志愿者——这工作让他收获了友情、玩笑话和兴奋感。他的自豪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社区的奉献。他永远在思考，揣测上帝希望自己做些什么，他还要付出多少。当然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死后仍然可能落入地狱。“他是认真的，”塞西莉亚思量着，“他真心觉得自己会落入地狱，如果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地方。”他用拉家常的语气提到上帝。塞西莉亚和丈夫不是“那种”天主教徒。他们当然是天主教徒，会定期前往教堂。但没有到就连每天寻常的聊天都谈到上帝的地步。

好吧，他们此刻进行的不是寻常的谈话。

鲍·约翰还在说，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