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18页）

高中毕业后亚德利去了芝加哥大学。但一年之后辍学，他回到沃辛顿，子承父业，做了一个铁路报务员。很快，他不能忍受这个日复一日收发货运时间、客运订单的单调工作。一九一二年，二十三岁的亚德利放下电报钥匙，登上了一列开往华盛顿联邦车站的火车。

抵达华盛顿不久，即十一月十六日，亚德利又开始读起了电报。不过这次他的窗外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印第安纳平原，而是白宫南草坪的网球场：亚德利在国务院找到了一份每周十八点七五美元的差使，当上了外交通讯的电码译员。在电报机与共鸣器断断续续的低鸣中，亚德利开始惊叹到底有多少个像他一样的电码译员，每天复制和翻译大量的机密文件，因为他知道其他国家也同样在加密外交电报。他突发奇想：美国政府为何不雇用破译员，专门破解其他国家的密码呢？

不久，亚德利从国会图书馆里借阅了几本有关解密的书籍后，利用国务院的电文开始练习破译。他惊喜地发现，他可以在两个小时内破解一个由特使豪斯上校发给威尔逊总统的私人电报。既然他可以这样轻易地破解美国的密电码，他确信自己也可以破译其他国家的。于是他起草了一份文件给他的上司大卫·萨勒曼，一表心意。萨勒曼吃惊之余，找来其他的加密电报做试验，亚德利无一例外，都轻易破解了，从而为他赢得了崭新的人生。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德利被从国务院调到陆军部，组建军情八处（MI-8），专门负责密码破译工作。亚德利很快向情报破译部门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并从上尉升到少校。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停战的一年多时间里，军情八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共破解外国政府一万零七百三十五条电码。战争结束后，亚德利奉命留在法国首都组建一支附属于“巴黎和会”的美国密码破译小组。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亚德利回到美国，开始争取军情八处能在和平时期继续其破译工作。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局长的密码局，编制大约是五十个破译员，预算为十万美元。几天后，国务院及陆军部同意共同出资成立这个机构。五月二十日，这个后来被广泛称之为“美国黑室”的部门问世。在历经多次重组和演变后，这个机构最终成为今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巩予炎和罗荔丹的译笔实属上乘，但无法改变亚德利多舛的命运。随着哈伯特·胡佛入主白宫，任命保守的享利·史汀生掌管国务院，亚德利辉煌的事业步入了尽头。新任的国务卿以“绅士从不偷阅他人信件”为由，永久性地关闭了美国黑室，把亚德利当不良分子丢在了社会上。这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天起，亚德利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情况，詹姆斯·班佛依然不乏了解：

一九三六年，一系列的小冲突似乎暗示世界即将经历又一次的大战：德国把军队开入了莱茵非军事区；佛朗哥在西班牙举起了叛乱的大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欧洲现在的形势，这比我们有生之年的任何时期都要黑暗。

在亚洲，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七月底攻陷北平和天津；随之而来的是对上海的狂轰滥炸，以及南京大屠杀。随着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带领他的军队后撤，并将首都移到遥远的重庆，他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同情。罗斯福总统很同情他，但是总统有许多顾虑，不想触怒日本导致报复，所以美国政府的支持仅限于向走投无路的中国提供武器。

在技术含量与日俱增的战争中，蒋介石发现他急切地需要情报，特别是电码情报。他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了解行内最有才华但也最臭名远扬的亚德利，能否再次在破译日本密码上创造奇迹。这时的亚德利定居在皇后区，他对投机地产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他的脑袋怀念着密码的挑战，他的双手渴望着破解答案。当中国助理武官肖勃少校问他是否愿意到重庆时，他兴奋不已。但是，他仍然精明地将工资抬高到每年一万美金，才接受中方的邀请。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与肖少校多个月的秘密接触后，亚德利化名为一个叫赫伯特·奥思本的皮草出口商，悄然离开美国，踏上了中国之旅……

二

一分钱一分货，你如此高昂的身价，又是委员长钦定的“贡品”，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该是凡人。非凡之人自然要给予非凡的礼遇，所以杜先生要亲自接见，要送国礼（郑板桥的画和蜀锦），还要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