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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是我们当中最有希望让父亲夙愿得偿的一个。他是个热忱的自然主义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因鉴别出了一种极其稀有的毛虫而登上了《昆虫学家名录》。在查特豪斯公学的最后一年，他拿到了生物学奖。如果不是战争让他的人生轨迹受到了干扰，接下来他很可能会成为班克森家族第四位剑桥导师。至少我们家人都这么认为。父亲本应从约翰身上得到些安慰，而马丁则可以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可约翰却不愿伤害他研究的那些生物，对鸡蛋、豌豆、细胞，还有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胚质，他并不感兴趣。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甲壳虫身上长着三个关节的腿，以及繁殖期过后野鸭会换上暗淡无光的羽毛。他最想要的是到户外去摸爬滚打。没必要再对约翰发牢骚了。他已经不在了，他的潜力，以及他从罗西耶尔的战壕的硬土壁上挖出化石后发出的欢呼声，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安慰父亲，缓解约翰的死给父亲带来的伤痛，马丁开始试着攻读生物学、动物学和有机化学。而诗歌和剧本之类，他只在闲暇时才偷偷碰上一碰。可他却成绩不佳，甚至差得可怜，最后他不得不跟父亲实话实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创作。父亲自己也嗜书如命，酷爱艺术。他带我们去大英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他常常在晚上给我们朗诵布莱克和丁尼生的诗歌。然而他并不认为普通人能创造出艺术来。艺术与众不同，它是一种变异。它并不基于人们的意愿而产生。他觉得，一个人，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无论他在艺术上花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而科学却不一样，科学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即使是资质和受教育程度一般的人，也能在科学领域找到立足之地，推开挡在知识周围的藩篱。科学需要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也需要一大批普通士兵。他的这一信念坚如磐石，任谁都难以撼动。在约翰死后的短短三年中，马丁和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都清楚。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先是在瓦尔登公学，然后是查特豪斯。但我相信他们俩互相写过很多信。“你父亲又收到马丁的信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中常常会提这么一句。她没多讲，可那句话意味着马丁的信又一次让父亲大为光火，所以他让母亲给我写信，显得他很忙，有事脱不开身。母亲从来只会跟父亲站在一边，即使在父亲死后也是如此。尽管这样，对他们父子间的这场争论她也越来越感到厌烦。

我在寄宿学校那些年曾多次遭遇死讯。十二岁那年，我在拉丁语课堂上获悉了约翰的死讯。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小孩都接到了他们兄弟战死的消息，校方最后都懒得把人叫出教室再告知了。你会收到一张字条，是用副校长专用的黄色信纸写的。字条上说，如果需要，你可以离开教室。但即使是我们当中意志最为脆弱的人，都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的软弱。所以我留在了课堂上，老师在继续讲课，同学们仍在自顾自地低头忙碌，没有谁哪怕看我一眼。那种时候你并不想哭，至少一开始不想。你的感觉更像是身上被浇了乙醇，就是我们在家里用来麻醉昆虫的那种东西。要到晚上你才会哭，因为身边其他人全都在哭，整屋整屋失去了兄弟的孩子们在黑暗中哭泣。“眼泪不是流不尽的，我们的已经流干了。”在所有战争诗人的作品中，这是我最为钟爱的一句。

即便如此，我的心还是变得麻木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有感觉。

那是在查特豪斯公学最后一年的春季学期，有一天，有人过来把我从教室叫出去，带我去了校长办公室。他告诉我，马丁开枪自杀，死了。而我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完成那个学期的学业再回家。马丁是在约翰生日那天自杀的，他特意把地点选在皮卡迪利广场上的安忒洛斯雕像下面。事后做了尸检，也开了听证会，他的照片还上了《每日镜报》的头版。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自杀事件，也为人们攒足了谈资。可那都是背着我，当着我的面，谁也没提过一个字。

然后，我就开始了在剑桥的学业。我选修了动物学、有机化学、植物学和生理学。那年圣诞节，我原本打算和朋友一起去西班牙，但最后计划有变，结果我去了四公里之外我父母的住所。我父亲让我和他一同参加大英博物馆的一项对红腿鹧鸪不规则条纹羽毛的研究。在接下来那个学期，我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是搞科研的料，这和马丁当时的感受一模一样。但我又必须成为搞科研的料。马丁已经很清楚地向我表明，除了科学，其他任何途径都不值得我们考虑。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对自然界的结构和秩序的了解，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句咒语。偏离这一宗旨无异于自杀。所以后来，当有机会去生物学的圣地——加拉帕戈斯群岛3时，我立刻欣然前往。在那里，我心灵的火花被重新点燃，愚鲁的我茅塞顿开。同时，我也切身体会到，船上的工作和在大英博物馆鸟房里同父亲一道进行的工作同样烦琐。我觉得达尔文关于厚喙雀吃坚果和薄喙雀吃蛴螬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那些鸟都混杂在一起，吃毛虫吃得可欢了。在那里，我唯一的发现就是我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我从未觉得自己的皮肤这么舒服过。可最终我还是回来了，我对当科学家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都耗在实验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