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8页）

“我在问你其余的钱到哪儿去了?”

科布又停顿了一下。“我放了一些钱在家里。”

“家里?你妻子回来了吗?她能证明你的说法吗?”

“她还在出差。”

“那么我们就派一位警官去你家找这些钱。钱究竟在你家里什么地方?”

“我也不记得了。”

“五百美元?你怎么能忘记把五百美元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不知道。你把我问糊涂了。”

“昨晚你在家附近的酒吧里吃了些什么?”

“我吃了个汉堡包。”

“配什么一起吃的?”

“嗯，薯条。”

“谁给你点餐的?”

“就是……就是那个酒吧招待。当时人很多，连个空座位都没有了。”

“那招待叫什么名字?”

“嗯，叫杰克。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如果你——”

“你怎么付账的?”

“现金。”

“吃了多少钱?”

“大约十美元。”

“你有没有喝饮料?”

“两杯啤酒。”

“吃了一份汉堡包，加上两杯啤酒，账单上却只有十美元。未免也太便宜了一点?”

“我是说光是汉堡包就值十美元。”

“但我刚才问的是你的全部账单，不是汉堡包。”

“我说的是汉堡包。”

在回答所有这些近似机关枪速射般迸发出的问题之前，科布都有极其短暂的迟疑，正是这些迟疑让丹斯清楚地意识到他昨晚根本没去过那家酒吧。她向前又靠近了一些，进入一种更具威胁性的交往空间。“你在雪松街上到底做了什么?”

“走到那该死的地铁站去。”

丹斯一把抓起曼哈顿地图。“汉诺威酒吧在这里。地铁站在这里。”每次她用手指敲击厚厚的地图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要从汉诺威酒吧出发前往华尔街地铁站，根本不需要经过雪松街。你为什么要这样走?”

“我想活动活动，把刚刚吞下肚的‘大都会’鸡尾酒和鸡翅热量运动掉。”

“人行道上结了冰，气温只有华氏十几度，这样的天气你还要运动吗?你经常这样走吗?”

“不。昨晚只是偶然想起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是经常走这条路，那么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雪松街的情况?例如这里没有住家，餐馆打烊的时间，施工工地的位置?”

“我本来就知道。见鬼，这又有什么错呢?”他的前额渗出了汗珠。

“当你把钱弄丢的时候，你说过是因为伸手去口袋里拿地铁票，你当时有没有取下手套?”

“我不知道。”

“我想你取下了手套。戴着厚厚的保暖手套，你的手不可能伸进口袋里去。”

“好吧，”他立马回道，“你什么都知道，好吧，我的确取下了手套。”

“当时气温那么低，你为什么要在到达地铁站之前十分钟就拿出地铁票?”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

丹斯用坚定而低沉的声音说：“而且你也没有在地铁站台上看时间，是不是?”

“不，我看了。当时是九点三十五分。”

“没有，你根本没看。你不会在夜间的地铁站台上炫耀自己价值五千美元的手表。”

“好吧，到此为止吧。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当审讯官与说谎的调查对象对峙时，这个对象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而且会用各种方式来应对，以便逃避这种压力。最有破坏性、最难以对付的应对方式就是以愤怒，随后便是沮丧，接着是百般抵赖，直至最后与审讯官讨价还价。审讯官的作用在于判断嫌疑犯处于何种压力状态，并且要中和这种压力——以及后来出现的所有压力——直到最终迫使嫌疑犯进入认同状态，也就是坦白状态。

丹斯在心中揣摩了一下局面，发现尽管科布显得有些愤怒，但是他主要还处于抵赖的状态——这些调查对象很容易拿记忆力不好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同时责备审讯官对他们发生了误解。击溃这种抵赖的调查对象的最佳办法是采取丹斯刚刚使用的策略，那就是“针对事实，各个击破”。面对性格外向的对象，需要抓住他们的家庭生活问题穷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揭穿他们供述内容中的矛盾之处，直至他们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阿里，你七点半钟下了班，然后去汉诺威酒吧喝酒。我们清楚这一点。你在酒吧里停留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你步行两个街区，绕道前往雪松街。你对雪松街非常了解，因为你经常去那里召妓。昨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有个妓女将车停在那条巷子附近。你和她谈妥了价格，然后付了钱。你和她一起上了车。十点一刻左右你完事下了车。这时你的钱掉在了路缘边上，也许是因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看你妻子是否给你打过电话，或者是为了掏出一些零钱来付小费。就在这时，凶手开车进了巷子，你发觉了，而且看见了一些情况。什么情况?你都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