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3/4页）

推说自己记忆力不好——这说明对方是一个有欺骗性的人，而且正处于抵赖的压力状态，就像上次那个阿里·科布所表现的那样。他的眼睛再次仔细地扫视这张照片，似乎想帮忙，但是他的肩膀却向丹斯这边稍稍倾斜，低着头，语调抬高了一些：“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帮不上忙。”

丹斯觉察出对方在欺骗自己；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表意学特征上，而且体现在他的认同反应状态(在他的情形中，这表现为一张不露情感的面容，而这与他的基准表情不一致)；他很有可能知道这款钟。不过，造成他撒谎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牵涉到案件之中，抑或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将时钟卖给了罪犯，还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谋杀团伙的成员呢?

丹斯在想，我应该将双手交织在面前，还是把挎包摆在柜台上呢?

在判断对方的人格类型时，丹斯曾将早前询问过的那个不愿合作的证人——阿里·科布——归为外向性格；霍勒斯坦正好相反，属于内向性格，他的决定都是建立在直觉和情感基础上的。她之所以对这个钟表商有这样的总结，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钟表情有独钟，而事实上他也只是个拥有中等财富的商人(他宁愿出售自己钟爱的藏品，也不愿进行更大规模的市场营销来赚取更大的利润)。

要想让性格内向的人讲出实情，丹斯必须和他产生情感的纽带关系，让他感到舒适。如果向逼迫科布那样对付钟表商，则只会令他立即噤若寒蝉，闭口不谈。

丹斯摇了摇头。“你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她叹了口气，瞥了一眼塞利托。托上帝的福，这次他配合得很好，摆出一副失望警察的神态，苦笑着不住地摇头。

“什么希望?”霍勒斯坦问。

“那个买这些钟的人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而这钟是我们唯一真正的线索。”

霍勒斯坦脸上堆满了关切的神情，这似乎是真的，但是丹斯曾遇见过许多出色的“演员”。她将照片放回挎包。“那些钟是在被他杀死的受害者身边找到的。”

霍勒斯坦的目光凝固了片刻。我们找到的这个店主在压力下已经变得不堪重负了。

“谋杀案?”

“是的。昨天夜里有两个人被杀死了。留在现场的时钟可能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丹斯皱起了眉头，“整个案件都非常扑朔迷离。如果我想谋杀什么人，又要在现场留下某种象征物，那么我不会将这东西藏在离受害人三十英尺远的地方。我会把它放得更近一些，放在显眼的空地上。所以我们还没弄明白凶手的用意。”

丹斯仔细地观察对方的反应。针对她刚才故意说错的情况，霍勒斯坦的反应与任何不知情的人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即对这起悲剧仅仅做出摇头的反应，而没有其他表现。如果他是凶手，那么他很可能做出一种认同反应——通常集中表现在眼部和鼻子上——显示出她的描述不同于他对事实的掌握。他也许会想到：我的确将东西摆在尸体旁边了；怎么会有人将它移走呢?和这种想法同时出现的，有可能是非常具体的姿势和身体语言。

一个骗术高明的说谎者可以将这种认同反应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法感知出来，不过丹斯的觉察能力像雷达那么灵敏，所以她觉得钟表商通过了她的测验。她确信对方没有在犯罪现场出现过。

于是她将挎包放在了柜台上。

隆恩·塞利托将手从臀部移开，之前他一直把手放在那儿，随时准备拔枪。

不过丹斯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认定钟表商不是凶手，但是他一定知道一些内幕。丹斯决心挖出这些情报。

“霍勒斯坦先生，那些受害人死得非常惨。”

“等一等，他们的死讯已经见报了，没错。有一个人是被砸死的吗?还有一个人被扔进了河里。报纸上已经报道了。”

“是的。”

“还有……那只钟也在那里吗?”

他差点就说成“我的那只钟”了。但他还是改了口。

丹斯告诉自己要像钓鱼那样小心。

她点了点头。“我们认为他还要继续害人。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如果我们不得不去查找其他那些可能向他出售过时钟的经销商，那得等上好几个星期。”

霍勒斯坦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人脸上的不安神情是很容易觉察的，但是引起不安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情感——同情、痛苦、失望、悲伤、尴尬——如果调查对象不愿主动交待实情，那么只有通过表意学分析才能揭示出这种不安的情感根源。

凯瑟琳·丹斯这会儿仔细地分析着对方的眼神，同时发现他用手指轻抚着面前的时钟，嘴唇舔着嘴角。突然，她明白了：霍勒斯坦呈现出的是一种在逃避和抗争之间作出抉择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