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4页）

这种案子的听证不是在真正的法庭上进行，而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听证之前五分钟，他们被引了进来。

如同律师所猜测的那样，地区行政长官的那位代表，仍坚持在首次听证会上做出过的拒绝避难申请的论证。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或删减的。罗斯先生坐在办公桌后面，阅读着记载在卷宗里的、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的那番争论，然后朝着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派来的这位新手扬了扬眉毛。

加尔文・德克斯特听到在他的身后，孟鸿先生正在对他的妻子说话：“我们必须指望这年轻人能成功，要不然我们会被送回去受死。”但他是用他的本国语言说的。

德克斯特先去反驳地区行政长官的第一条论据：自从红色高棉的杀戮开始之后，在金边已经没有美国的外交或领事机构了。最近的也要到泰国的曼谷，这是孟鸿夫妇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他注意到罗斯先生的嘴角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而来自移民局的那个人已经脸色涨红了。

律师的主要任务是表明，面对红色高棉致命的狂热，任何像他的当事人那样明显的反共人士，都注定会被抓起来受刑、处死。即便不是反共人士，这位具有大学文凭的校长无疑也会因为受过教育而遭处决。

头天晚上德克斯特获悉，诺尔曼・罗斯先生并不是一直姓罗斯。他的父亲塞缪尔・罗森在世纪之交抵达美国，来自现在的波兰某地区，为的是逃离俄国沙皇的迫害，这种迫害那时是由哥萨克骑兵实施的。

“先生，把这些两手空空地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寻求生存机会的人拒之门外是很容易的。说声不行就走开是很容易的。告诉这两个人，说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应该回去遭逮捕、受刑、处决，是不用花费成本的。

“可我问您，假定我们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我们先辈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那么，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回到已成为屠宰场的祖国时，有多少人会说：‘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们关上大门把我送回来受死。’有多少人，罗斯先生？一百万？接近一千万。我请求您，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不是从一位聪明的律师获得一次成功的意义上，而是从莎士比亚称之为仁慈的本质这个角度，我请求您宣布，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我们可以为已经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仅仅寻求一次求生机会的一对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诺尔曼・罗斯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时间。然后他把铅笔当作木槌在办公桌上敲了一下，并宣布：“暂缓驱逐。下一个案例。”

来自“关注难民”的那位女士，激动地用法语把结果告诉了孟鸿夫妇。其后的手续会由她和她的组织去办理。会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辩护了。孟鸿夫妇现在可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美国，最后还能获准工作、避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着说她可以走了，然后他转向孟鸿先生说：“我们去那边的自助餐厅，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的是孟鸿先生的本国语言——越南语。

在那家地下餐厅角落里的一张餐桌边，德克斯特检查了柬埔寨人的护照和身份证。

“这些证件已经由西方几位最优秀的专家检验过了，是真实的。你是怎么弄到它们的？”

这位难民看着他娇小的妻子。

“是她制作的。她是义族人。”

越南有一个叫义的宗族，几个世纪以来，顺化地区的学者大都是出自这个宗族。他们有一项历代相传的书法专长，曾为皇帝撰写宫廷文书。

到了现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开始抗法战争后，他们绝对耐心、细致和令人惊异的制图术，让世界上最高明的伪造证件者相形见绌。

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小个子妇女因长期的战争而损失了视力，她曾俯伏在一个地下工作室里制作通行证和身份证。这些证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着它们随意地进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从来没被抓住过。

加尔文・德克斯特把护照和身份证递了回去。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这里？”

妻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镇，”他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逃出来的。至少这部分是真实的。我在越南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关了三年。”

“那为什么要假装是柬埔寨人？美国已经接受了在那场战争中曾与我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南越人。”

“因为我曾经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缓慢地点点头。

“这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他承认道，“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