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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后，他被送到法国学习天主教神学，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纯净。他毫无怨言地度过了那段学习任务繁重无比的漫长岁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抢了身边的那辆自行车。他用爱尔兰人的小聪明向我保证，那辆自行车属于一位邪恶的新教徒。他骑着车飞快地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开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不定期客轮。在利奥波德维尔，他避开了殖民地政府对流亡的白人传教士居心不良的关心，在一个边远的传教士社区定居下来。那里的传教士致力于向东刚果两百多个部落传播惟一的真神信仰，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不时批评我容易冲动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骑着异教徒的自行车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

先父是个语言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的语言。在土著教徒的帮助下，他烧制砖头，用他亲“脚”踩好的红泥黏合砖头，在山坡挖沟，在香蕉林里建厕所。接下来他开始盖各种房子，先是教堂，然后是带有双子钟楼的教会学校，接着是圣母玛利亚诊所，再后来他又挖鱼塘，开垦果园与菜园。基伍是天赐宝地，拥有各种珍贵物产，无论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宁，还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应有尽有。在这里，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农民的看家本领。这些都完工之后他才建了那间传教所，传教所后面则是一栋供教仆们居住的砖房，房子低矮，窗户很小却又离地很高。

上帝作证，先父曾艰苦跋涉数百公里到边远的部落与矿区传教。每当有机会，他就会往他日益扩大的语言宝库里添加一门新的语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传教所，竟发现他的牧师同事们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鸡被偷光了，学校和传教所被夷为平地，诊所被洗劫一空，护士们被伤害至残、被强奸、被杀害，而他本人也沦为恐怖的辛巴组织最后那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辛巴组织是一群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叛乱分子，更是一群凶残成性的暴徒，数年前才被政府消灭。他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杀死和伤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义的代表，可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远祖们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组织确实有一条基本原则：严禁伤害白人牧师，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伤害的达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后，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抛开了这种保留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先父能够同他们一样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伪装成白人的黑人恶魔。关于先父被囚期间如何坚韧不屈，民间后来流传着许多鼓舞人心的传说。他们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肤色”显露出来。他们既严刑拷打他，也强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坚信福音一定会到来，也恳求上帝原谅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狱友中间，施行圣餐礼。但圣教会再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些折磨对他产生的叠加影响。我们受教的理论是：肉体之痛苦反而能促使灵魂战胜肉体之诱惑。但是，这条教诲并非仅仅不适用于先母，它同样不适用于先父。他在被释后数月内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权宜推测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