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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吧。”布里琪特说道。

那男子伸手要提我的旅行包。见布里琪特点了点头，我便把包递给他。

我们进来的这个大厅有个彩绘圆顶天花板，上面画着白皮肤仙女与吹着喇叭的白皮肤小孩。大厅里的楼梯装饰豪华，到了半中间又向左右分出两段楼梯来，弯曲着连到一处阳台。阳台上有一排门，但都关着。在楼梯底下，两边各有一扇大门，门上都饰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鹰。右手边的那扇门上系着一根红色丝绳，上面有黄铜饰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由此进出。左手边的那扇门上贴着一个嵌有灯光的红色标志牌，上面写着“安静会议进行中”。我总是很关注标点，所以注意到这个标志牌上没有任何标点。因此，如果你想学究一番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人们正在召开关于安静的会议”，但这只能向你表明，我的个人心态在做爱后的兴奋与小心翼翼以及解脱后完完全全的亢奋之间转换。我从不吸毒，但如果我吸了毒，我想可能就会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得搞定手边所有的事才不会闹出笑话。

守大门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汉。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年龄肯定比那两个金发男子加起来还要大，但他极可能是拳击好手，塌鼻梁、沉肩，双手交扣护着裆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上豪华楼梯的。如果布里琪特穿着紧绷的牛仔裤走在我前面，我一定会记得，所以我们一定是肩并肩上来的。布里琪特以前一定来过这栋房子。她了解房子的布局，认识那两个金发男子。她也认识那个阿拉伯大汉，因为她对那人笑了一下，而对方也对她笑了，目光柔和有情，而后他又恢复了冷面拳霸的风范。没人告诉她，但她知道要在哪里等。那是楼梯半中间未分岔前的一个地方，你在楼下永远也猜不到会有这么个地方。

那儿放着两把舒适的椅子，一把没有扶手的皮沙发，还有几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面介绍加勒比海的私属海岛，岛上提供配有船员的包租游艇与直升飞机，价格议定。布里琪特拿起一本翻阅，也让我拿一本随便看看。但即使我正幻想着自己与汉娜会乘坐哪艘“佛拉姆”号游艇出海游玩，我心里也在调节听力，以适应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低沉的声音。因为，从工作的性质来说，我是个听者。我不仅在“聊天室”受过相应训练，在那之前也接受过训练。无论我听得多么地困惑，我都会边听边记在心中，这就是我的工作。更何况，我这样一个生活在边远传教所里的私生子，如果想知道人家接下来要说什么话，就必须学会伸长耳朵仔细听。

我开始听到我们上面的房间里超时运转的传真机来回摆动时发出的嘎嘎声，听到电话挂得太快时发出的咔嚓声，听到一种吓人的静寂，好像整栋房子的人屏住了呼吸却没发现出什么事的那种情况。大约每隔一两分钟，一个年轻的女助手就会急急忙忙地下楼，从我们身边经过，将一份信息交给那个大汉，大汉就会把门打开六英寸，迅速地把消息塞给里面的某个人，然后又关上门，照样是双手交叉着护住裆部。

同时，会议室里仍然传出声音来。从声音判断，里面的人都是男的，而且个个都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重拳出击，这与一个最高领导人对下属说话时的情形恰恰相反。我也注意到，尽管都在讲英语，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口音各异。讲话的人有的来自印度次大陆，有的来自欧美国家，有的却是非洲白人。他们开会的方式跟我偶尔有幸去参加的高层会议一样，即台上讲话用英语，台下讨论用代表们各自的语言，而口译员就充当着这些上帝子民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

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就好像是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出身于上流社会，语调的升降很有味道。我的心灵之耳就如同安装了天线，很是灵敏，这是我的“第三听觉”。听了几分钟之后，虽然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但我确信，他是我非常熟悉而且很尊敬的某个绅士。我仍然在记忆中搜寻这个人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开了。楼下大厅的大门猛地打开了，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枯瘦男人，极像朱利叶斯·博加德先生。博加德先生昵称伯吉，已经过世了。他曾是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圣心避难所学校命运多艰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伯吉十年前带了一群学生到苏格兰开贡山脉登山，走错了方向，学生惊惶失措，他为了帮学生而丢了命。现在看到一个跟伯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我十分震惊，以为他转世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