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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知道，每个机场都有明的一边和暗的一边。远处，正常航班正在起起落落，但我们穿过栅栏围着的区域时，能听到的最大声响却是我那双借来的鞋子鞋跟踩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的声音。黄昏降临，有点潮湿。我们面前有个绿色机棚，棚子部分建在地下，门敞开着，里面的气氛让我以为到了军队的训练大厅。八个穿着便装的强壮白人四下里站着，脚边放着各自的背包。麦克西走到他们中间，一会儿拍拍这个肩膀，一会儿又跟那个来个非洲式的猛力握手。我到处找公用电话，但没有看到。哪有什么能让我打电话给汉娜呢？

“他妈的，斯拜德在哪里？”

“他马上就到，队长。”安东尊敬地回答道，“他说他的车出问题了。”

我看见一扇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标志，便走了进去，但里面也没电话可用。我恰巧看见麦克西站在角落里跟人谈话。那人面容阴郁，头戴斜檐黑色贝雷帽，身着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文件箱。两人正费劲地用法语交流。麦克西说的没错，他的法语确实糟透了。另外那人可能是那个神秘的菲利普或者菲利佩吗？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搞清楚。一个穿着田径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收大家的手机，往上贴标签，然后丢到一个薄纸箱里，再给手机主人一张行李寄放单作为收据。看着那些被放进箱子的手机，我看到了自己打电话给汉娜的机会。

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