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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激动地回答道。

“如果你能发上一大笔财，就能在下次危机到来之前介入，让那些该死的家伙出局，对吧？”“对。”

“整个刚果停滞不前。政府百无一用，人们干坐着等待可能举行也可能不会举行的大选。如果大选如期举行，形势很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糟。因此，大选之前存在着一个真空。对吧？”“对。”我随声附和着。

“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其他任何讨厌鬼采取行动之前去填补这个真空。美国人、法国人，以及许多跨国公司，一大堆人都在对刚果虎视眈眈。因此我们要在大选之前介入。我们要介入，也要留下来。这一次，将成为幸运的胜利者的正是刚果。”

我再次想要表明我对他说的一切十分赞同，但他没给我机会表示，又接着说：

“几个世纪以来，刚果一直像一个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伤员。”他继续说，但表述有点混乱。“阿拉伯奴隶贩子，其他非洲人，联合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基督教徒，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卢旺达人，钻石公司，黄金公司，采矿公司，世界上一大半的投机商，以及在金沙萨的刚果中央政府都在利用它，而且它现在随时有可能要被石油公司利用。现在他们应当撒手了，而我们就是去让他们撒手。”

他把焦躁不安的目光转向坐在机身另一端的贾斯帕先生，后者正举着双手，看上去就像巴特西某个小商场里没有足够英镑硬币的收银员。

“明天会给你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麦克西宣布，拿上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沿着过道离开了。

你一旦被麦克西的魔咒镇住，脑子里就会一片陶醉。他讲的任何东西对在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我来说都如音乐般悦耳。我的耳边回响着麦克西的言语，飞机引擎不规则的轰鸣声就不那么明显了。但缓过神的时候，我的心声却不那么顺从。

我对他说“对”，我说“行”了吗？

我没说过“不”，那我大概这么表示了。

但我究竟说什么“行”了？

安德森先生向我描述此项工作时有没有告诉我，要把自己变成一座语言冰山，让我语言天赋的十分之九都隐藏于水下？他没这样说过。他只是说，需要我去做点现场口译的活儿，在谎言中生活，而不是在我们自小受熏陶的圣经真理中修炼。水上水下，人格受控导致分裂的事，他只字未提。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拜托，怎样个简单法，队长？我得承认，没听懂却要装懂，那很简单。天天都这样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换个角度说，明明听懂了却要装不懂，依我看，绝不简单。顶级口译员总是本能地作出反应，那是练出来的。听，然后迅速反应，这就是口译。好吧，我同意麦克西的话，口译员也会在恰当的时候才作出反应，但这与口译员瞬间反应的才能就沾不上边了。麦克西要我过后给他翻译，那是炒冷饭。

我还在想着这些事，突然间，一个没刮脸的飞行员大声地叫我们系好安全带。飞机像被炮火击中一般，在频繁的颤动中疾冲停下。舱门砰地打开了，一阵冷空气吹了进来，我不禁感谢起身上穿的哈里斯牌套衫来。队长麦克西第一个从打开的门中跳下，然后是带着背包的本尼，后面跟着提着手提箱的贾斯帕先生。在安东的催促下，我提着旅行包跟在他们后面费劲地走了出去。一踏上柔软的地面，我闻到了退潮时海的味道。两辆车开着前灯颠簸着穿过机场向我们驶来。先是一辆皮卡，然后是一辆面包车。安东把我推到面包车上，本尼也把贾斯帕推了进来。我们身后飞机的阴影下，那群穿厚夹克的男子正把黑色箱子搬上皮卡。面包车司机是个女的，包着头巾，身穿一件皮夹克，简直就是成熟版的布里琪特。坑坑洼洼的小道上既没有标示，也没有路标。我们在往左还是往右？路边有一群绵羊，在车头灯强烈的近光照射下动也不动，呆头呆脑地看着我们。车爬上了山顶，然后下坡。在无星的夜幕下，两根花岗岩门柱摇晃着扑面而来又擦边而过。车呼啸着驶过一片奶牛牧场，绕过一片矮松树林，最后停在一个四周高墙围绕、铺着卵石的院子里。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围墙跟屋顶。我们排成队，跟在司机后面，走到一个灯光昏黄、足有二十英尺高的门廊里。迎面是一排排的威灵顿长统靴，旁边用白漆标着尺寸。“7”字中间带了一画，像是欧洲大陆风格；“1”则是往上的那一笔先写。墙上像挂网球拍一样挂着一些旧雪靴。苏格兰人穿过这些雪靴吗？瑞典人呢？挪威人呢？丹麦人呢？或者这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收藏家，专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饰品？麦克西说：“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就能睡得越香。”我们的女司机在前引路。她的皮领子上有个标志，这让我知道她叫“格拉迪丝”。我们排队走进了一个大厅，顶部装有椽木，四面八方都有走廊。主人提供了一壶茶和一盘冷点心，让我们中间吃完炒面后还觉得饿的人可以填一下肚子。另一个女人名叫珍尼特，面带微笑，正领着我们的队员去他们需要去的任何地方。她让我坐到一张放有刺绣座垫的高背长椅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