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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到那些磁带啦？”她跳下床，走到凸窗里的那张桌子前。“是这盒吗？”

“不是。”

“这盒？”她看着我的脸，静静地把磁带放回桌上，走回床前，坐在我身旁。“我们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之后我们听一下磁带。好吗？”

好的。我说。

但在吃饭之前，她需要回宿舍去取一些白天通常穿的衣服。我独自躺在床上，思索了一个小时。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已经认定我疯了，而她很正常。她去找巴普迪斯特了。屋外传来上楼的轻快脚步声。我暗想，那人一定不是汉娜，而是哈基姆夫人。但不对啊，哈基姆夫人足足有一百零四磅重，而汉娜体态轻盈。

汉娜正跟我讲她儿子诺亚的事情。她一手拿着她那份比萨饼在吃，另一手拿着我的那份，一边用斯瓦希里语跟我在谈诺亚。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时她就羞涩地谈起过他。现在她必须告诉我一切了，包括她怎么生下诺亚，诺亚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诺亚是她的“爱之子”15，但是，她告诉我：相信我，萨尔沃，诺亚不是爱情的结晶，根本不是。

“我父亲把我从基伍送到乌干达去接受护士培训。在那里，我爱上了一个医科学生。他让我怀了孕，却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了。他还对他睡过的另一个女孩说自己是同性恋。”

她当时才十六岁。她怀了小孩，肚子鼓了起来，体重却减了八磅。后来她鼓起勇气去做了艾滋病病毒检测，还好呈阴性。从那以后，如果她需要做些不愉快的事情，她会立即就做，以免空等。她生下小孩，由她阿姨帮她照顾，而她继续完成培训。所有医科学生与年轻的医生都想跟她睡觉，但她再也没跟其他男人睡过，直到遇上了我。

她突然大笑起来。“瞧瞧你自己，萨尔沃。你也是已婚男人了。”

不再是了。我说。

她大笑着摇摇头，啜了一口自酿红葡萄酒。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尝过的最难喝的葡萄酒。汉娜还说，比医院的年度舞会上逼人喝的酒还难喝。她告诉我：萨尔沃，相信我，逼着人喝就说明那酒有多差劲。我也告诉她，这酒比盖恩卡娄公司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还滥，还说了说巴特西公园路“贝拉·维斯特餐厅”里那位勇敢的小个子绅士。

诺亚出生两年后，汉娜受训完毕。她提升为高级护士，开始自学英语，每周还去教堂三次。你现在还这样做吗，汉娜？偶尔。年轻医生们都说上帝跟科学不相容。而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病房里确实没看见什么上帝存在的迹象。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为诺亚，为她的家人，为基伍祈祷，也不能阻止她带着仅存的信仰，去位于北伦敦的那所教堂做礼拜，去帮助她那些“主日学校学生”的孩子们。

汉娜为自己是南德人而自豪。她有理由如此自豪，因为南德人因事业心极强而闻名。她喝了杯咖啡，又喝了一杯难喝的红葡萄酒。她告诉我，她在二十三岁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来到英国。以前她告诉过我这事，但那时我们正在做爱，一旦退出就得从头开始，所以我没注意听她讲。英国人并不坏，但那家中介机构把她看得狗屎不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粗话。她把诺亚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这让她伤透了心。但在乌干达恩德培的一位算命先生的帮助下，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传播自己所学的西方医学传统与技术，以及赚钱寄回去抚养诺亚。当她学会了，赚足了，她就会带着诺亚回基伍。

刚到英国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诺亚。她心烦意乱，老是想打电话给诺亚，后来才理智下来，决定每周一次在优惠时段打回去。那家中介机构从未告诉过她，她必须去上适应性教育学校，而那得花光她所有积蓄；对方也从未跟她说过，她还得从最底层做起，在护士行业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跟汉娜住在一起的尼日利亚人付不起房租，结果有一天房东把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赶到街上。在医院，为了获得升职，她不得不比她的白人同事做的要好上一倍，也要比她们勤劳一倍。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或者说，在她勇气十足的努力之下——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她成功了。她每周两次学习如何在贫困国家进行简单手术。今晚她本来应当去上课的，但她以后会补上。因为她答应自己在带回诺亚之前一定要学会如何做简单手术。她最后才说到最重要的那部分。她已经说服护士长让她多请假一周，不带薪。这同时也使她能陪那群“主日学校学生”去海滨小游两天。

“你只是为了陪那些‘主日学校学生’才请假的吗？”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汉娜一下就把我的期望打掉了。一个来去无踪的口译员兑现自己的诺言赴约的几率极低，就为此请了一周的假？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