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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刚果应当入侵博格纳。”

我大笑，她也笑了出来。我应该现在就把我的那个绝妙计划与冒险告诉她，让她更加焦虑，或者应当以后再告诉她？还是以后再说吧，我自言自语。她还要担心找巴普迪斯特的事呢，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那项绝妙计划还需要我做些文书工作。

一连五个小时，除了吃点冷卤汁面条，我就再没停下过，一直都在我那台笔记本电脑上忙着。从磁带跟笔记本里选了几段对话，又一字不差地加上菲利普在卫星电话上的一段谈话，我收集起足够的材料揭发安德森先生向我保证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那个阴谋。我不像以前那样称之为“亲爱的安德森先生”，而以“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光荣而道德的人”开场。我知道他阅读得很慢，又一丝不苟，因此我只用简单英语认真编辑了二十页材料，另外还提及有人非法闯入我在诺福克大厦的公寓这件事。最后我还用花体字将材料定名为“我控诉！”，学的是爱弥尔·左拉为蒙冤的德雷福斯上校辩护时的做法。德雷福斯上校是麦克尔修士热爱的一个道德模范。我把这份材料存到一张软盘里，急匆匆地下楼去找哈基姆先生，他可是个电脑迷。我把窃取的笔记本跟磁带，以及那份“我控诉！”又放回那个摇摇晃晃的衣柜后面的藏匿之处。出于安全考虑，我又小心地将软盘弄碎，扔进了哈基姆先生厨房的垃圾桶里。我打开收音机，很高兴地发现，六点新闻仍然没有通辑“斑马”疯子之类让我不安的报道。

对于同巴普迪斯特会面的行动安排，我没什么印象，也不想有。由于他拒绝透露他现在的住址，他跟汉娜绕过我达成一致，那天晚上十点三十分时汉娜将带我到舰队街的利科咖啡厅。在那里，一位无名武装人士将带我们去一个无名会合点。得知这一消息，我首先想的是磁带跟笔记本。要把它们带在身上，还是留在那个藏匿之处？我不敢想像初次见面就把它们交给巴普迪斯特，但出于对汉娜的忠诚，我明白必须带上。

她早上碰了钉子，下午又去远足，所以我本以为她会闷闷不乐。但情况并非如此，让我松了一口气。让她心情变好的直接原因是诺亚：一小时之前她打电话给诺亚，聊了很久。跟往常一样，她先跟她阿姨说话，以防有什么坏消息。但这次她阿姨说：“让他自己跟你说吧，汉娜。”然后她就让诺亚过去听电话了。

“他在班里获得了第三名，萨尔沃，真让人想不到。”她向我解释道，兴奋得脸都发红了。“我们用英语交谈，他的英语真的进步很大，我很吃惊。昨天他们校足球队踢赢了坎帕拉UIO足球队，而诺亚差点就打进一球了。”

我分享着她的快乐心情。一辆紫红色宝马车尖啸着停在街上，车里正放着说唱音乐，从打开的每一个车窗向外狂啸。司机戴着墨镜，留着跟迪德纳一样的山羊胡。他身旁的那个高大的非洲男子让我想起了弗兰科。我们跳上车，司机猛地踩下油门。宝马车毫无规律地转来绕去，一路南行，根本不理会红绿灯，或者是不是上了巴士车道。车驶过一块凹凸不平、堆满了破旧轮胎的工业废地，然后突然转向以避开坐在轮椅上的三个小孩：他们突然从一旁冲到路上，挥舞着手臂，就好像杂技演员一样。车停下了，司机大叫道：“下车！”宝马车来了个三点转向，呼啸着离开了，留下我跟汉娜站在一条臭气熏天的卵石小巷里。周围有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烟囱，烟囱上方有一些巨大的起重机，正在橙黄色的夜空下像长颈鹿一样地盯着我们。两个非洲男子慢步向我们走来。较高的那个穿着一件丝绸大衣，身上戴了许多金饰。

“这就是那个无名的家伙吗？”他用带着刚果口音的斯瓦希里语问汉娜。

你只准讲英语，萨尔沃。汉娜这样警告过我。任何讲我们语言的人都太有趣了。作为回报，她同意，为了这次会面，我们装作是熟人而不是情侣。正是由于我的缘故，她才卷入这些事中来。我决心有可能的话就让她远离这些事情。

“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较矮的那个男子问道，也是说斯瓦希里语。

“给巴普迪斯特的私人物品。”汉娜回答道。

高个子走到我面前，用他的细长手指摸了摸我的背包，试试它有多重，里面又放了什么东西，但他没打开背包。我们跟在他身后，他的同事殿后，四人一起走上一段石阶，进了屋。屋里也放着说唱音乐，更为嘈杂。那是一个霓虹灯闪耀的咖啡馆，里面放着一台大等离子电视，一群戴着帽子的非洲老人正在看电视屏幕上一支刚果乐队的疯狂演奏。男的喝啤酒，女的喝果汁。一些戴着风帽的男孩坐在隔开的桌子上，正在促膝交谈。我们上了楼梯，走进一间客厅，里面放着印花棉布沙发，墙壁上贴着棉绒墙纸，地板上铺着尼龙小地毯，地毯花纹就好像豹子皮。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里面是一个穿着盛装的非洲家庭。父母二人站在中央，七个小孩从高到低依次站在他们两边。我们坐了下来。汉娜坐在沙发上，我则坐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高个子守在门边，一只脚正合着楼下咖啡馆里传来的音乐节拍轻轻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