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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都是个行动派，多做少说。我默默地从双脚之间拉出背包，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放在我膝盖上。那些笔记本放在大格里，七盒磁带放在小格里。我把背包紧抱在怀中，拉开小格的拉链，等着索恩的回答。

“你的条件我接受了。”他咕哝着。

“那么你同意了？”

“妈的，我同意了。我们会在星期天报道此事。”

我转向杰利跟索菲，直视着他们。“你们都听见了，他同意在星期天报道此事，对吧？”

“对。”

“没错。”

我把手放进背包格子里，找了起来。我一盒接一盒地在那些磁带中找来找去，想找出录下哈贾被讯问过程的第五盒磁带，以及录下布瑞克里同意付三百万美元的第六盒磁带。看着自己的指尖在背包格子里来回拨弄，我开始承认：首先，背包里面只有五盒磁带，而不是七盒；其次，第五、第六两盒磁带不见了。对此结论我不是特别意外。我又打开背包大格，在那些笔记本里摸索起来。我还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背包后面的小格，那实际上根本称不上是个小格，倒更像是一个装车票的钱包或是一块巧克力。那两盒磁带也没在里面，磁带怎么可能在里面呢？东西在博格纳呢。

此刻我的大脑里快速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无暇他顾三个听众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反应各异，索恩是一脸怀疑，而杰利则是关心得有点过头。我编了些愚蠢至极的借口，比如我一定是把磁带放在家里啦，等等。我记下索菲的手机号码，以便在找到磁带后跟他们联系。索恩严厉地看着我，含沙射影地说我想耍他，但我置之不理。我跟他们说了“再见”、“回头见”，但我想他们没人会相信我，而我当然也不会跟他们回头见了。我招停了一辆的士，也不耐烦给司机一个假地址，直接就让他开到哈基姆先生的旅馆。

我在怪汉娜吗？不，恰恰相反。我感觉自己对她的爱如波涛汹涌一般，越发强烈了，因而我还没回到我们的卧室，就对她在我陷入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赞叹不已。我站在大开着的衣柜前，发现哈贾给我的那张背面草草地写着电子邮箱的名片也不见了。但我只觉得非常骄傲，一点也不生气。汉娜从一开始就知道布瑞克里不是什么好人。她不需要上什么安全一日课程就知道她要跟我心中残余的被误导的忠诚斗争，而这种忠诚已经像病毒一样感染了我的心灵系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查杀掉。她不想让诺亚在战区里过生日。我执意走自己的路，而她也坚持走她自己的路。我们一开始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但现在都转向了，方向各异，她朝她的同胞走去，而我朝我的同胞走去。她没做什么需要我谅解的事情。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主日学校学生的活动安排表：中午十二点在基督教青年协会旅馆吃野餐，举行歌咏会……下午两点半去欣赏博格纳舞蹈戏剧俱乐部的日场演出《柳林风声》……下午五点半家宴。五个小时。再过五个小时我就能向她表达我完完全全、始终如一的爱。

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正午新闻。国会正在起草法律起诉伊斯兰狂热分子。特别法庭秘密听审恐怖分子。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在巴基斯坦俘获一架轰炸机，疑是埃及战机。警方继续搜捕一名三十岁的非洲-加勒比裔男子——等等！——该男子被疑与两名未成年少女被杀一案有关。

我放好洗澡水，躺进浴缸。我全神贯注，试图回想起哈贾唱的教会学校小曲。为什么一个被折磨得半死的人要唱歌？汉娜这样问过我。她的病人不会想唱歌，那为什么哈贾却唱了呢？为什么一个成年人在被痛打一顿之后却唱起一支赞美小姑娘美德的安魂曲？

我爬出浴缸，穿上浴袍，拿上我的晶体收音机，斜站在窗前。透过网眼窗帘，我凝视着一辆停在哈基姆先生旅馆前门附近的绿色货车，那车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印度南部暴雨不断，山体滑坡，许多人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现在报道板球新闻。

五点了。我离开旅馆，走了一英里，但与安全一日课程教官们的建议相反，我使用了同一个电话亭。我投了一个一英镑的硬币，又拿了一个备用。我打了格蕾丝的手机，但没人接听，电话里只传来她的留言提示。如果我是拉齐，我应当等到晚上十点格蕾丝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再打电话给她。电话里会传来格蕾丝的大笑声。但我是萨尔沃，她应当会乐意接听我的电话，让我给汉娜留一条爱语留言。我要试试让她邀我：

“汉娜，亲爱的，我爱你。”但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加上下面这么一句，放在以前我可能就会说了的：我知道你做的事，你做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