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3页）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5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6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哪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7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梦魇，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利奥·黑廷。阿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德则是倒霉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我任职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一间的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哪怕占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德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阿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于旁观这一切的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尽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生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块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发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于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于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点他与雇主的关系，放到利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