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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很轻，毫无压迫性，而特纳有一种感觉：为了不让卡费尔德需要费劲提高声调，全场的人宁愿竖起耳朵聆听。

对于卡费尔德接下来所说的话，特纳说不上来他听懂了多少，或说不上来他为什么能听懂那么多。起初，他的印象是，卡费尔德的主题是纯历史性的。他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特纳听得懂一些老掉牙的关键词：《凡尔赛和约》86、大混乱、经济萧条、围堵；双方的主政者都有错误，所以德国人不能推卸自己该负的一份责任。太多人死了，卡费尔德说，而太少人知道原因。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卡费尔德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他从斯大林格勒带回来的并不是只有伤口，还有记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让他永生难忘……

可怜的克劳斯，人群窃窃私语，他是代我们受苦的。

你们和我都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绝不能让它重演。没错，有些人是把1914和1939年的战争视为十字军攻打文化敌人的一个延续，但卡费尔德完全不属于这一派，也希望他的所有朋友不是这一派。

“阿伦。”是莱尔的声音，稳定得像个船长。特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市政厅的露台上起了什么动静。他看到老将军蒂尔希特倾斜头颅向学生领袖哈尔巴哈耳语，而迈耶-洛林则靠在金银细工的雕栏上，听下面某个人对他说话。一个警察？一个便衣人员？他看见眼镜的闪光和西布克龙那张坚韧的外科医生脸抬起、消失。一切复归平静，只剩下卡费尔德冷静理性的说话声。他正在谈今天。

今天，他说，德国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她盟友的玩具。他们曾经买她，现在却要卖她。这是个事实，卡费尔德说，他谈的不是理论。在波恩这里，理论本来就够多的了，他不想再乱上添乱。他谈的是事实，而我们有必要去搞清楚德国的盟友是怎么落入这么奇怪的状态的。德国是富有的，比法国富有，比意大利富有。也比英国富有——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但我们不应该对英国粗鲁，因为英国毕竟打赢了仗，而且有一群天分不凡的人民。接着他列举英国人民有什么不凡的天分，语气仍旧出奇的理性：迷你裙，流行歌星，驻在伦敦的莱茵军，分崩离析的帝国，国债……没有英国人的这些天分，欧洲肯定是会走向衰败——卡费尔德一向都是这样说的。

人们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暖身的、愤怒的笑声。但卡费尔德看来有一点错愕，甚至有一点点失望：这些上帝派他来调教的受恩罪人竟然会在圣殿里发笑。卡费尔德耐心等待，直到笑声完全平息。

如果德国是那么富有，拥有欧洲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又可以主导所谓的欧共体，那她怎么可能会像妓女一样，在公众场所被卖来卖去？

他背靠到讲坛，摘下眼镜，比了个安抚的手势，因为此时人群中发出了一些愤懑的声音。卡费尔德显然不乐于群众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以理性和全然知性的态度去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冲动，不能带有敌意，这才符合好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一只圆胖的手，说不定是长了蹼的，因为卡费尔德从不把五指分开，总是整个拳头挥上挥下，像是挥动棍棒。

所以，卡费尔德说，为了要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我们必须保持客观性。首先要指出的是——他的拳头再次举起——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纳粹体制和三十五年的反纳粹体制。但他不明白纳粹有什么地方错得太离谱，以致非得承受整个世界的永恒惩罚不可。没错，纳粹是迫害过犹太人，而那是不对的，但并没有比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残酷镇压更不对，或没有比美国人对国内印第安人和东南亚黄种人的种族屠杀更不对。就像卡费尔德会谴责教会对异端的迫害和英国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87一样，他也会谴责希特勒——谴责希特勒不该迫害犹太人，不该引进一种英国人在波尔战争中大获成功的发明：集中营。

特纳看见他正前方那个年轻警官在轻轻摸索皮革外衣的缝隙；他再一次听到无线电的噼啪声；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扫瞄群众、阳台、街巷；再一次搜索每一个门口和窗口。还是一无所获，有的只是在屋顶上站岗的哨兵和在厢型车里待命的国民兵，以及数不胜数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寂然不动，一如在太初以前受膏的上帝。

让我们回顾一下战后发生了什么事，卡费尔德说，因为这样的回顾可以让我们对目前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得出一个合逻辑和客观的解答。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被当成罪犯对待。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实施过种族主义，所以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也活该被当成罪犯对待。不过，因为同盟国是仁慈的人，是善良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给德国人一个很特别的恩惠：批准德国加入北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