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病房里的沉思（第2/3页）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

史迈利能够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时期的样子——反复无常，真诚热切，就像初学者当中的老手，毫无疑问会给他的同伴带去真正的磨难。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银行家父亲富有远见，在瑞士留有一个小账户。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让他免遭贫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谈，史迈利记忆犹新：虽是众多面谈当中的又一次，却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交谈方式。芬南的表达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他们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就是矿工来的那天。他们来自朗达42，你也知道，对同志们而言，自由精神随着他们一同从山上来到这里。那是一场绝食游行。团体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那些游行者是会饿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们租了一辆货车，女孩子们炖了汤——炖了很多很多。市场上一个有同情心的屠夫，低价卖给我们好些肉。我们开着货车出去见他们。他们喝了汤又继续游行示威。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并不信任我们。”他笑了。“他们那么瘦小——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就跟小精灵一样，又小又黑。我们希望他们能唱首歌，他们也唱了。但不是为我们唱——是为他们自己唱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威尔士人。

“这让我对自己的种族加深了了解，我觉得——我是犹太人，你知道的。”

史迈利点了点头。

“当威尔士人离开之后，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他们当时认识到为什么党不怎么在乎知识分子了。我觉得他们大多感到自身的低贱，还觉得羞耻。他们为自己的高床软枕和舒适居室感到羞耻，为自己的酒足饭饱和漂亮文章感到羞耻，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风趣幽默感到羞耻。他们总是在说凯尔·哈迪43是如何用一截粉笔在采煤场自学速记的，这故事你也知道。他们对自己拥有铅笔和纸张感到羞耻。但把纸笔就这样丢到一边是无济于事的，对吧？这是我在最后悟出的道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退了党。”

史迈利想问芬南他自己有什么感想，但芬南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后来明白了这点。他们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们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赛音乐以及大同世界，他们骑着白马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