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体面的俱乐部（第2/4页）

“继续说吧，”他感觉自己有点胡闹，“对不起，我有点不会说话了……总之，我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轻学生敲过门就进来了。其实也就十九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些。他名叫戴尔特·弗雷。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头脑聪明，外貌出众。”史迈利又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也许这是他的心病，他的弱点，所以才在旧事重提时感到如此历历在目。

“戴尔特长得很帅，额头高高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乱蓬蓬的。他的下半身是畸形的，我看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身子就重重地撑在上面。他在那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传奇人物，那些人觉得他很有拜伦的风范。事实上，我从来没觉得他有多传奇。德国人对寻找天才少年很热衷，你们也知道，从赫尔德48到施特凡·格奥尔格49——有些人把他们从小就奉为名人。但你没法去膜拜戴尔特。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独立性，自身带有一种能把最有决心的人吓跑的冷酷。戴尔特的防御心理很强，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残缺，更因为自己的种族，他是犹太人。到底他是怎么在学校里保持地位的，我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那帅气的模样可能很像南方人，我猜跟意大利人那样，但我还是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显而易见就是犹太人。

“戴尔特是个社会主义者。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他对自己的见解也是毫无遮挡的。我曾经考虑过把他招进来，但是招一个显然会被关进集中营的人，花工夫折腾起来也是白搭。再说，他太反复无常，太冲动行事，太引人注目，太自命不凡了。他在学校里是所有社团的头儿——辩论社，政治社，诗歌社等等。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他也都有一个名誉职位。在大学这个新生必须通过喝酒来证明男子气概的地方，他也有胆量滴酒不沾。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50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