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勒卡雷—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而已（第3/5页）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伊斯兰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柏林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度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