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3/12页）

胡客和姻婵知道这家守真照相馆，就在两人住处的斜对面，才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平时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不留辫子的青年人，胡客也没有多注意。想不到这家照相馆，却是革命党人的藏身据点。

大队巡警在小街上巡逻盘查，胡客和姻婵身份特殊，因此没有进入小街，准备到附近寻一家客栈暂且住下。

两人刚沿着街边走了几步，一个戴毡帽的人忽然从街的斜对面走过来，止步于两人的身前。

“想不到竟能在这里遇见二位。”来人摘下了毡帽，扬起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冲胡客和姻婵露出了微笑，竟是自东京一别之后未再谋面的杜心五。

这世界说大确实大，说小也确实小，胡客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杜心五，杜心五也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胡客。

东京一别已近五年，胡客的变化不大，杜心五却苍老了许多。

杜心五正为一些急事而闹心，能在这时候遇上胡客，当真觉得是天意所为，当即盛情邀请胡客和姻婵到附近的清风客栈一聚。

胡客和姻婵正打算在附近寻住处，于是随同杜心五来到了清风客栈。

杜心五将两人引入客栈二楼最里间的客房。

在这间客房里，两个人正在焦急地等着杜心五归来。

这两人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一个是胡汉民，一个是吴玉章。胡客在东京时，曾与这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见杜心五将胡客带来了，胡汉民和吴玉章很是吃了一惊，随即脸上露出了喜色，仿佛在绝境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杜心五向胡吴二人介绍了姻婵，然后叫客栈的伙计沏来了一壶热茶，除吴玉章在门边把守外，各人均在桌前落座。

胡汉民没有把胡客和姻婵当外人，直接向杜心五问道：“照相馆那边情况如何？”

“照相馆附近全是巡警，我只敢在街口观望，没敢靠近细看。”杜心五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胡汉民道：“我和玉章兄分别去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打探了一番，报纸上的消息的确属实，精卫、复生和世勋他们在初七便被抓了起来，现在被关押在法务部监狱里。”说着眉头便拧了起来，“已经快半个月了，只怕最近几日就将定刑。刺杀摄政王，那可是死罪难逃啊！”

胡汉民此话一出，杜心五和吴玉章的面色都凝重了起来。

杜心五、胡汉民和吴玉章此番来京，正是为了十几天前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案。

“倒孙风潮”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声势日益高涨，众多同盟会成员受孙文的派遣，潜回国内在南方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是革命浪潮最为汹涌澎湃的两年。这两年间，除了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外，还先后爆发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东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六次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接连不断的起义虽然震惊了清廷的统治阶层，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起义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清廷派兵镇压了下去，大批革命志士在起义中丢掉了性命。

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使得革命连遭重创，革命士气越发低落，海内外民众开始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的人对革命这条道路已彻底灰了心。

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保皇党与革命党历来相互敌对，眼见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保皇党人立刻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进行冷嘲热讽。

梁启超是保皇党的领袖，一直以来反对暴力革命，他趁机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攻击革命党的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批评革命党领袖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青年人回国发动起义送死，自己却不参加起义不上战场，反而躲在国外逍遥快活，赚取了大把名利。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之间，海内外华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梁启超的这句“远距离革命家”，虽然囊括起来批评革命党的领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锋芒直指孙文。

孙文身为同盟会的总理，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武装起义，甚至一直待在国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一次国。他在这几年里的作用，似乎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世界各地为起义筹措经费。相比较而言，副总理黄兴更为实干，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与孙文形成了最为直观的对比。

这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也在同盟会内部蔓延开来。

一些同盟会成员公开批评孙文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文“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