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阴霾下的“刺宋案”（第2/7页）

杜心五的故乡在湖南省慈利县，回家时途经长沙府，像贺谦一样，听闻醉乡榭有个很能打的人。他是武术界的宗师，是青洪帮的“双龙头”，一时手痒，想来会一会这个很能打的人，没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这次会面后，杜心五每隔一两个月，便来找胡客一次，两人叙旧论武，倒也乐得自在。

杜心五虽然隐居市井，但心中仍然关心国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醉乡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只因长沙是省城，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前线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一场讨袁战争，但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讨袁军从一开始便节节败退，只勉强坚持了一个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孙文、黄兴和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时，已是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没有想到，这场起初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竟然这么快便以溃败收场。他来的时候情绪激昂，离开的时候却是无比失望。

这次离开后，或许是因为意志消沉，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杜心五没有再来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现身于醉乡榭时，已是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这一次前来，不是为了叙旧论武，而是想拜托胡客一件事。

他想请胡客出山，替他杀一个人。

“应桂馨。”杜心五说出了刺杀的目标。

“姓应的杀害了钝初，现今却逍遥法外。”杜心五说出了刺杀应桂馨的原因，“国民党现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应的，但总须有一个法子，让姓应的付出代价，以命偿命，以祭奠钝初在天之灵。”

钝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杀应桂馨，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九个月前发生在上海火车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当初袁世凯软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党兑现之前作出的承诺，准备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为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孙文在卸任之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辞去大总统职务，投身铁路实业建设。黄兴自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后辞去南京留守，隐居于上海，不问政事。

至此，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和国事呼号奔走。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阁因为职权得不到保障，根本无法有效地限制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深知必须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相制衡的责任内阁制，而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于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则在于政党制衡。彼时同盟会还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各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竟多有三百余个，可谓党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极为混乱。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决定“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一些其他党派，改组成立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顾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号召，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孙文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孙文声称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遂辞去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

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立刻积极投入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当中。为帮助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于十月离京南下，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他每到一处，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国会选举虽然还没开始，但国民党的呼声已经非常之高。

在国民党有望选举胜利并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文却没有与宋教仁就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反而在选举前一个月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此时宋教仁已经抵达上海，寄住在黄兴家中。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文的五权宪法，大讲自己的三权分立宪政设想，然后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

民国二年三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四月在北京开幕，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国民党党首的身份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与此同时，袁世凯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会商要政”。宋教仁于是决定出发北上，并选择了三月二十日作为他离开上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