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第3/5页）

“这人咋这样？”走出街道办事处，韩冰低声嘟囔着，“一点都不象共产党的干部。”

“你知足吧，”瞧瞧左右没人，郑耀先又道，“人家不是没说什么吗？这要是换了和谐街的主任，没准能把你拉出去游街。”

“我要结婚犯了什么王法？宪法规定公民不可以结婚么？”

“姑奶奶呀！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你也算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了，当年斗地主老财的时候，有没有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过问题？”

“我干嘛要站在他们角度考虑问题？”

“这不就对了吗？人家现在的思维，不就是当年你的想法吗？咱们是啥？那是和地主划等号的右派。所谓地、富、反、坏、右，别看右派是排在最末，但也是十恶不赦的五类分子。”

“可跟你这么偷偷摸摸，我……我就是不甘心。”

“纠正一下错误：咱俩这不叫偷偷摸摸，毕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嘛！如果硬要上纲上线，那只能算是臭味相投，来往过密的狗男女。”

“你这个人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什么狗男女？有这么形容自己吗？”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摇摇头，郑耀先一阵苦笑，“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这个社会：只有把自己骂得越狠，才能活得越安全。”

郑耀先所谓的过“一段时间”，只是他信口那么一说，其实将来究竟如何，他也是懵懵懂懂不知所谓。但两个人的生活基调却由此确定下来，韩冰不再坚持办理结婚手续，反正彼此间只要情投意合那就足够了，感情原本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生活大多清苦，而右派的生活则更加苦不堪言。对于韩冰和郑耀先来说，最艰难的并非缺吃少穿，而是人性被无情地践踏。由街道和各厂矿机关组织的批斗会，每回都少不了他们，可以说是风雨不误，甚至连有病都不准请假。

批斗会有个讲究：为了打击“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嚣张气焰，除了逼迫他们大声报出自己姓名、出身以及所犯罪行之外，为了营造气氛还要“加戏”。经常被借调参与批斗的郑耀先，就历经过诸多尴尬之事。至于弯腰下跪，把脑袋塞进裤裆，那都是再平常不过。甚至有时还要在胁迫下，当着劳苦大众的面儿学狗叫，学驴打滚，被不懂事的小孩用砖头乱丢。郑老六呼风唤雨几十年，从未受过这等冤枉气，但今时不同往日，拿枪把对手暴毙街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这种无法言喻的心情，甚至比当年卧底在军统时，还要痛苦百倍。  

相比之下，韩冰则更加凄惨，除了要忍受非人的折磨，脖子上还被挂了破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语人言无二三，往往到这个时候，伴儿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郑耀先总能在韩冰即将寻死觅活的关键时刻，把她从绳套里抱下来，或是从江里捞上来。与郑耀先经过若干次自杀与反自杀的斗智斗勇后，实在没辙的韩冰，最终放弃一了百了的打算，在现实面前乖乖低下了头。

两个人在那无情的岁月中相依相伴，尘世间的种种不幸，倒也未曾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和谐。他们的感情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倘若在不准许说话的场合下，留一块窝头，或是喂一碗残汤，也可以替代语言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独白。

日子就是在困苦和煎熬中，一点一滴度过的。未来究竟会怎样，谁都想不到，也不愿意去想。只有活着，平平安安地活着，才能激发出生活中那为数不多的乐趣，可是对于郑耀先和韩冰来说，他们的乐趣就是期盼彼此间的平安。这种期盼，直至“四清运动”过后，两个人在相互安抚对方心灵以及肉体的重创时，才得到了最终升华——此生若不能白发同结，宁毋死，莫偷生！

“你是不是郑耀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我的丈夫。”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韩冰守着被打成奄奄一息的郑耀先，含泪说道，“我革命了半辈子，什么都没剩下，唯一的财产只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也离我而去，那我的后半生还怎么过？”她说这句话时，门外的高音喇叭中，正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浑厚而又铿锵的声音。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