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案 生异相五星连珠 珠市口兵匪杀警（第7/8页）

我说，什么时候了，还惦记这事儿。

他一笑：“总得干件警察该干的事儿。”

孔云梅铰人家电话线那事儿，让马有才想到了电话局的接线员。他这几天抽空去电话局查了记录，戴戴家那几天正好有人进屋修电话线。马有才说，要是他没猜错，那接线员就是贼。

阳历年过后半个月，保定出了件大事——直隶督军被人袭击。《白日新闻》登了篇报道：

一月十四日九时许，曹督军阅兵既毕，戎装骑马回营，一汽车突至，冲进卫队之中，登时人仰马翻，一枪手穿着大氅，于车里向外射击，卫队回击，将其击毙于车内。

不料另一枪手装扮成洋车夫，猝然开枪，击中曹督军随从曹八。侍卫相救时，仍有意识，曰：我中枪矣，速拿凶手。送入天津总医院，伤情过重不治而亡。现凶手仍未拿到。

——《枪手军营前逞凶，督军随从命殒当场》

小宝说，穿大氅的肯定是张群，不知道车夫是不是马有才。

我没说话，点了根烟抽。拿起报纸又翻翻，看见报头上的日期：1月15日。忽然想起，今天就是地球与火星相碰的世界末日。

世界似乎还好好的，从前怎样，现在还怎样。

整理这个故事时，我翻了些资料，发现民国北京，市民对警察的评价很纠结。有人骂警察是“臭脚巡”“贱骨头”，手里的警棍是哭丧棒。《北平风俗类征》里说警察：御苑禁城修马路，马路旁边栽柳树，柳树底下站巡警，夹着黑棍抹黑油，穿洋靴，戴洋帽，身穿一件狗皮袄，月月口份开不少，除去吃喝一个剩不了。

但要出点事儿，又总慌着找警察。妓女想从良，跑去找警察；家里没饭吃，找警察；路上有人拉屎撒尿，警察得管；胡同里有疯狗，警察得抓。1940年的《警声》杂志说，民初时，“娶妻、生子、搬家，甚至在大街上一言不合而揪起来，那也是叫警察的时候多”。当时报纸记载，老百姓经常揍警察，赌徒、粪夫、泼妇、醉汉、疯子、工人、煤铺伙计、拉车的，不计其数。

警察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医患关系。

金木遇上的三个警察，性格老实，但也会欺负人。政府管军人，军人欺负警察，警察欺负车夫妓女，车夫妓女就只能找时机在客人身上撒撒气，受不过气的人就去当土匪了。他们都是社会链条中的一环，上有权力压制，手中又捏着些权力，好像有种身不由己的宿命。

但事情不该这样。心理学上有种畸形性格的描述：惧怕权威，又渴望成为权威，造就了一种欺软怕硬的心态。这种心态，有时候会变成社会性格。

人人身不由己，那就真惨了。

[1]民国初年，财政紧张，分到警察厅的预算严重不足，基层巡警月薪仅1－2块大洋，还常常欠薪，收入比不上拉车。不少警察因工资太低不能养家而辞职，更严重的则去做贼。1918年，警察厅发布《严禁巡警告退》的公告，对辞职警察严厉惩罚，但情况并无好转，基层警察一直缺额，“优者去职，无能者坐以待毙”。

[2]清末民初的警察，日常工作主要是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服务，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街上有人大小便，警察也要管。北洋政府明确提出：警察负有保护人民的专责。当时的民众，已经形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观念。由于电线电灯的普及，街上电线密布，不时有意外触电的事故发生，京师警察厅专门在各区选拔出80名警察，送内务部学习触电救护法。

[3]造办处是清宫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专为皇家制作衣服、饰品等日常用品。由皇帝特派的内务府大臣管理，各类专业作坊先后有六十余个，包括玻璃厂、匣裱作、珐琅作、油木作、自鸣钟处、如意馆等。

[4]清末民初，国内交通规则主要参考的是英国规则，车辆要求靠左行驶。直到1946年，才统一改为靠右的美式交通规则。

[5]北京兵变，又名“京保津兵变”，发生于1912年2月29日。北洋军曹锟的第三镇下属军队哗变，一般说法认为这是在袁世凯的策划和具体部署下进行的，但并无充分证据。

[6]北洋时期的基层警察一般不配枪，即使配枪也是军队的长步枪。

[7]民国初年，军阀依仗军队崛起，获得政治话语权，军人成了一个有特权的社会群体。军人利用其身份进行秩序破坏成了主要的社会犯罪类型，并且衍生出了冒充军人犯罪的形式，被媒体称为“穿灰衣的犯罪者”。《益世报》文章曾分析，为何冒充军人犯罪盛行，因为“军人权威优于工人、商人、农人；军人受普通法律之制裁轻于工人、商人、农人”。

[8]曹锟在1923年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前，主要的政治生涯是在保定做直隶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