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案 什刹海赶车走马 洋车夫卧虎藏龙（第6/7页）

我问巡警，那俩假探子怎么回事。

“嗨，别提了，那俩人也是拉车的，去年打完仗城里一乱，盯上有钱人就绑票。”

巡警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他们就拿这玩意儿唬人，东安市场买的假枪，除了扳机是死的，跟真的一样。”

我点了根烟，又去看了看死掉的黑风衣，他身上穿的那风衣，确实和我的一样，连袖口的扣子都是一个样式，怪不得那俩绑票的认准了我。

做完笔录，我和郎少鹏慢慢走回了城里，聊了一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他低头嘿嘿笑，说没脸去接，现在车也拉不成了，更养不了家，不如算了。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10]，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11]，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1]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

[2]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

[3]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

[4]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

[5]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