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第9/10页）
“我腾出只手掏出刀子，在他腿上肚子上扎，他还是一动不动，大喊一声，想把我按倒，又使劲喊抓贼。
“他一喊，我也喊，突然一下子他就没声了，一根铁条从他脸上扎进去，穿透了。小和尚不知道从哪里捡了根冰镩子。”
黄小聪的喊声惊醒了管家黄二奎。他拎着根棍子从屋里跑出来，杨小松上去一脚踢倒他，朝后背连刺七八刀。小和尚也冲过来，跪在地上刺。
“他（小和尚）厉害，比我还狠，把冰镩子从大少爷头上拔出来拿着。不过，后来都是我杀的——瑶瑶？我以为小和尚弄死她了。”
杀了黄小聪和黄二奎之后，杨小松拿着刀子锤子，挨个儿进屋，见人就杀，连两个小孩也没放过。黄老板的母亲黄吴氏见状当场吓死，还是被当头敲了一锤。
杨小松杀完了能找到的人，听见院里还有声音，他隔着院子问：还有人？快弄死！
小和尚丢下冰镩子，一刀捅进瑶瑶的肩膀。
他是故意的，以为这样就不算杀人，要是能蹲监狱，至少能吃得饱。
北京人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初，京师高级审判厅公开审理了杨小松、小和尚和财哥。杨小松和小和尚被判处死刑，财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月16号下午，杨小松和小和尚被执行枪决。
在去先农坛刑场[10]的路上，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一路跟着刑车。两人一路没说话。快到刑场时，杨小松跟我说：“你是记者，本事大，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爹。告诉他，别当北京人了。”
我没说话，点了一根烟卷，塞进他嘴里。
行刑前，我离开先农坛，沿着大道往回走，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天气很热，一点儿风也没有，老鸹叫得人心烦。走到景山附近，我在阴凉里坐下歇着。不远处城墙根底下坐了二三十个人，个个扛着大包小包，竟全是宫里的太监。一打听，这些太监是被皇帝赶了出来。他们常年在宫里生活，早就以皇宫为家，突然来到宫外，就成了流民。
1923年夏天，清宫内频发盗窃案，6月底，建福宫发生大火，后调查是太监所为，末代皇帝溥仪一怒之下，于7月16日中午下令裁撤太监，当天即将700多名太监驱逐出宫。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只得露宿街头。后来，很多太监被安置在地安门雁翅楼，和流落北京的难民境况一样
回到家，我和助手小宝说起遇见的太监。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那些丢了宝贝的太监？我说记得，前阵子还听说那个叫赖小辫的太监结婚了，娶了个妓女。
那赖小辫是天津人，小时候家里闹水灾跟父亲逃荒到北京，在天桥混流氓，一心想入宫做太监，觉得有地方落脚能踏实。
小宝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这下算踏踏实实落在北京了。
我点上烟抽了一会儿，说：“世道和人天天变，什么叫踏实呢？”
我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小宝看，“大总统被赶到天津去了[11]，这回北京地盘八成是又要换主子了。”
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