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要到瑞典去”（第3/11页）

“农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监狱，只有克里斯掌握着钥匙。计算机断开了网络，我不能再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也不能接电话。有一天，我趁着他出门的时候，在家里研究搜集到的证据，这时他突然回来了，吓了我一跳。他大发雷霆，把那幅绣品扔进了火里。幸亏我反应及时，急忙把它夹出来，在火钳上它仍然在燃烧着。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把我关起来，因为他怕我把整个农场都烧掉。”

“他和诺林医生一起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这真是一个狡猾的计划，因为一旦你被送进了那样的地方，就没有人会再相信你了。哪怕你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也于事无补，甚至连医生给你开的健康证明都不管用。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律师肯定会问你，是否曾被关进过精神病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来说，这个时候被送进医院也是最好的选择。在被带到那里之前，我就已经被打败了。父亲的背叛一度让我失魂落魄。我无力继续争斗，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不相信自己可以说服或者取信于任何人。”

“那天晚上，医生告诉我，克里斯对他讲了我的童年往事，暗示我和弗莱娅的死亡有关。我非常愤怒，花了整晚的时间写下了方才你读过的那封信，那就是我的证词，应该可以说服医生让我离开。医生的信任使我恢复了信心。我曾经像个傻瓜一样去寻求我父亲的帮助，可是，我的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我应该把它讲给你听！你会相信我的，你会给我公正的评判，你才是我需要的那个人。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像从前一样幸福。”

“从医院里出来，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挎包里了，护照，还有银行卡。我告诉司机直奔机场，根本没问价钱。到了那里，我直接就买了第一趟离开瑞典的航班的票。”

“这一次，我会用证据证实我的言论；这一次，我要把它讲给真心爱我的人；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别人相信我。”

我放开妈妈的手。我们坐在床上，看着彼此的眼睛。

“妈妈，你相信我吗？”

“我非常爱你。”

“我也爱你，但是你相信我吗？”

她想了一会儿，最后，她笑了。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瑞典南部，造成了航班的大面积延误。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哥德堡兰德维特机场时已近午夜。飞行员对拥挤和焦躁的旅客们宣布，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五摄氏度，这对12月中旬的瑞典来说也是非常寒冷的了。跑道旁边的围墙外，有一片亮白色的桦树林。一阵风吹过，几片落叶从容地飘落。这幕景色或多或少地抑制了人们焦急的心情，连劳累的空姐也坐下来欣赏了一会儿。我们是当天最后一班到港的航班，除了一个护照检查岗亭之外，机场几乎空空荡荡。我通过安检入关后，我的行李已经在传送带上了，与大多数人不同，我携带了很多的行李。我从海关里出来，穿过来接机的人群，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机场接人时发生的一幕，这样的回忆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悲伤。

距离妈妈被送进医院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她一直被关在伦敦北部的一家戒备森严的疗养院里。但这并不代表着她正在接受治疗，妈妈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当她发现医生并不打算放她离开后，就不再和他们说话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医生们无法对她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最近，她又开始绝食，她认为食物里都被下了药。她同样不相信从水龙头里接的水，她只会偶尔喝一点没开封的瓶装果汁，她经常脱水。当我夏天在机场接她的时候，她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但是现在，一切正在恶化。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她瘦得皮包骨头，好像已经难以为继了，她正面临着死亡。

虽然我从未怀疑过妈妈说的那些细节，但是我不相信她对整件事情的解释。她叙述的时间线太过跳跃，我无法跟上她的思路，她的结论也有些极端，而且，她提出的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在她讲完后，我并没有到警察局去，因为我担心一旦她的指控得不到证实，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谋杀案，那么我们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妈妈的自由。我希望我们三个人，包括我的爸爸，能够找一位独立、公正、不会被人收买的医生，一起和他谈谈，因此，我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去医院。虽然我也不想，但目前来看，这个决定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妈妈被监禁了起来。

在伦敦的那天晚上，当我们乘车跨过城区的时候，妈妈一直握着我的手。她以为我会让酒店的车直接开到警察局去，我并没有骗她，也没有告诉她真相。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在路上，她兴奋地谈论着未来的梦想，我们将如何一起度过美妙的时光，如何重新变得亲密起来，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以至当车子停在医院外面的时候，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背叛她。她以为是司机记错了，把我们带到了错误的地方。她不相信任何人，除了我，她只相信我。可以想象，当发现司机并没有走错路的时候，她有多么痛苦。她浑身都在颤抖。我曾经被她视为救星和靠山，是她最后的希望，但是，我表现得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先是她的丈夫和父亲，现在又是她的儿子，所有人都在怀疑她。我不再是她的盟友，也不再是她的儿子了。不过，即便是面对这样的打击，她也没有气馁，她选择继续抵抗。对她来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没什么了不起。她并没有试图逃走，也没有恐慌。我明白她的想法——她曾经说服过瑞典的医生，在这里她同样可以办到。她不能逃跑，因为一旦被抓住的话，就坐实了发疯的说法，也就再无出头之日了。她放开我的手，把挎包从我这里拿走，她夺回了自己的证据和日记。她把挎包背在肩膀上，走出了车子。在登记的过程中，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接待的人，要注意，她可能会伤及自己，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我说话的时候，她只是在轻蔑地望着天花板。在她心目中，我和爸爸一样，只是在假惺惺地做戏。当医生护送她进入病房时，她没有和我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