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升与降：贫民化趋势 CLIMBING AND SINKING, AND PROLE DRIFT（第3/5页）

《泰晤士》文学副刊的读者包括：

出版商、学者，

以及所有与文学界

相关的人士。

至此，除了“泰晤士”后少了个“报”字，还没什么大碍，这个疏忽可以归咎于排版人员。但下面的可就差劲了：

因此，它是理想的大众媒介，

您可以在上面刊登广告、

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和编辑。

只要打听一下最近当地书店里发生的事情，你就能发现类似的贫民化趋势迹象。主要的倒不是那儿卖挂历、搞笑猫咪张贴画、问候卡和纸娃娃等，而是书的出售十分完美地证明了罗杰·普莱斯的第一法则：“如果一样东西没人想要的话，就不会有人得到它。”过去你往往可以随意订购任何已出版的书籍，过一周左右就能从书店得到它。现在可不行了，令人震惊的是，就连最固执的人都与这样的事妥协了。连锁书店——难道还有其他的书店形式吗？——不仅要收2美元的订购费，还要收书价一半的订金。他们试图使这些障碍合理化，于是给过去的“订购”重新取了个名字。为了突出此过程的艰难和服务的优质，他们称之为“特别订购”，这使它听起来偏离常规、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为之。这样做的效果很显著，顾客们受到鼓励一味地依赖畅销书书目，使他们的兴趣仅仅停留在书店经理（也就是以前的书商）认为大量采购就必定会带来高额利润的东西上。

顾客很快了解到，他再傻也不该走进一家书店问销售人员：“你有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吗？”或“你有没有弗洛伊德的《文明与不满》？”既然你面前堆满了莱昂·尤里斯⑫和安·兰德斯的作品，为什么还要对上述东西感到好奇呢？书界另一个贫民化趋势的例证是，国家图书奖正被美国图书奖取而代之，这两个奖项虽然在名字上巧妙相似，含义却截然不同。过去的国家图书奖具有显而易见的评判审慎的优点，它由公正无私、知识渊博的裁判们来裁决。而现在的美国图书奖则由出版商、编辑、广告商、销售人员和书店雇员来决定，它看中的不是书的质量是否优异，而是其流行度和市场潜力。书店新采用的“特别订购”措施和图书奖的商业化，这两样新鲜事物看起来似乎不过是芝麻小事，从文化角度考虑却简直是民族灾难。这些证据就存在于你的住所附近，证明了奥特加令人悲观的研究结果：“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一切优秀、独特、历练和经典的东西。”

如此说来，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更进一步的贫民化趋势证据（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是人们在商店、市场、银行和邮局的表现。排队——一个不论东欧还是自由世界都存在的绝对可靠的贫民化信号——现在到处都很普遍。当工作人员抱着电话没完没了地闲聊或者莫名其妙地消失好一会儿时，无精打采的顾客们怀着动物般的耐心等待着。为什么不等呢？反正顾客早就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奴隶、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他们从来不抱怨。现在一个零售交易要比十年前多花三倍的时间，因为按规定得进行电脑收款操作，对此也无人反对。这样的耽搁越平常、越必要和越能被人接受，你知道，我们就变得越贫民化。同样平常和被接受的，还有相互寒暄和服务的消失，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商行里普遍推行的自助服务（弄得像好事似的）。事实上，自助是最贫民阶层式的。贫民喜欢这种做法，是因为它将买卖交易过程中遭人羞辱的危险降到了最低。对他们来说这样挺好，不过由于贫民化趋势，我们不得不全部表现得像垂头丧气的废物。

过去，不同的事物往往有不同的拥护者，那些去看《窈窕淑女》（My Fair Lady）音乐剧的人绝不会喜欢看电视情景喜剧《小淘气》（Diff’rent Strokes）。而现在百老汇音乐剧定期在电视上做广告，就好像它们拥有同一群观众似的。并且，音乐剧的制作人请求那些公开声明不喜欢风趣、细腻、微妙和风格化的人来观看他们的作品。音乐剧《第四十二街》（Forty-second Street）除了最贫民化的老套路，别无其他引人之处。由于它的制作人不遗余力地在电视上大做宣传，因此它十分自然地吸引了情景喜剧《三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