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8/14页）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500万英亩[7]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雷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我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200年间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的形态。这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