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7/9页）

如果不是靠这样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假定，导致纽约的编辑们在1966年夏天相信，华盛顿分社会接受纽约的结论，应当替换汤姆·威克——也许是从《纽约时报》的纽约总部派来一个人。威克已经在任两年了，这足够长了。据说在纽约，正极力证明威克没有充分鼓励职员去进行那种在华盛顿必要的主动的报道。不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这种看法，而且克利夫顿·丹尼尔和A.M.罗森塔尔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特纳·卡特利奇的看法。但卡特利奇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仿佛希望在他采取动作之前让各种力量都抛出他们的挑衅。

如果说在卡特利奇那里对迫使威克离职有某种犹豫的话，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卡特利奇曾是华盛顿分社的一员，他是纽约唯一曾在该分社长期工作过的主编。他曾经亲眼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阿瑟·克罗克建立权力的过程，知道克罗克体制的长处和弱点，还曾从中获益，得到了在头版发稿权，这些帮助他在首都国会和总统那里确立自己的名气。克罗克曾把卡特利奇看作是自己最优秀的记者。1936年克罗克给了卡特利奇华盛顿首席新闻记者的称号。但到了1941年，卡特利奇显然已经知道，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这个分社实际上是一出独角戏。卡特利奇感觉到他的进步拖延了——他的脑袋正“顶着阿瑟·克罗克的椅子底”，他向一个朋友这样说——所以在1941年冬天，卡特利奇离开了《纽约时报》。他接受了一个像是他梦想的职位，《芝加哥太阳报》的首席巡回记者，这是马歇尔·菲尔德三世为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竞争而创建的报纸。但菲尔德的野心决不会满足，卡特利奇在芝加哥也不幸福。他的“巡回”工作主要只是采访1942年的里约大会[注：1942年里约大会，指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届拉美国家外长会议，主要由美国召集的紧急磋商会议，为应对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发起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而且在这家报纸的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不和。即使他后来被提拔到《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主编的位置上，也没有使他兴奋起来。他从没有把握住芝加哥的基调，从没有感觉到是它的一部分。一天他坐在法庭上，代表《芝加哥太阳报》参加一次诉讼，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律师提到芝加哥的各个地区、具体街道的名称时，卡特利奇发现自己从未听说过它们。在芝加哥待了17个月后，他仍然像一个陌生人。

他还渴望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被《纽约时报》雇用有一种非常愉快的特权感，这种感觉能永远宠坏一个同公司的伟大传统能产生个人认同的人。卡特利奇已习惯了《纽约时报》的规模和权势，它向各种生活水平的人敞开大门的方式。他让《纽约时报》得知他想回来，1943年春天他被《纽约时报》重新雇用。他得到了全国记者的头衔，这意味着他能在全国到处旅行，采访政治及相关的主题。他此时的1.2万美元薪水无法同他在芝加哥挣的2.65万相比，但他并没有犹豫。

尽管离开的时间不长，在回到《纽约时报》后，卡特利奇便能够以更深刻的观察力看待这家报纸。自奥克斯去世以来，《纽约时报》发生了许多变化——明显的变化是有了时装和美食版，这是奥克斯决不会允许的，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照片。星期天《时报杂志》也大大改进了，每日报道节奏更明快，特别是纽约部迈耶·伯格的报道，还有詹姆斯·赖斯顿的报道。赖斯顿在伦敦工作过，做过苏兹贝格的助手，于1944年成了克罗克分社的国际新闻记者。但卡特利奇想，《纽约时报》在它的成就上也滑了一点儿坡。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已经急剧膨胀，主要是因为雇用了许多新编辑和办事员来处理战争新闻，使这个地方有一种巨大的非人化和冰冷感。报纸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记者罗伯特·伯德，他去了纽约的《先驱论坛报》。后来《纽约时报》又从《先驱论坛报》拉来了彼得·基斯和霍默·比加特这样的人，但纽约的编辑似乎普遍不关心谁来谁往。在他们看来，《纽约时报》无疑是最好的报纸。尽管在这些日子里《先驱论坛报》是一家严肃的和有趣的报纸，对于想要言论自由的记者来说是一个更合意的地方。然而，对于直接报道和采访的深度来说，《纽约时报》是无与伦比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明显，当时《纽约时报》的职员超过了并且领先于《先驱论坛报》，尽管《先驱论坛报》的一些记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像《纽约时报》的优秀人才一样好，但《先驱论坛报》在发行量或广告上没有达到《纽约时报》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