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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赫鲁晓夫站起来，又和卡特利奇握手，表示祝愿。赫鲁晓夫说，他喜欢继续采访，但现在他不得不出去会见蒙古代表团。他提到了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又笑着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不印下指纹就不能去美国，他不喜欢这样。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国防部认证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纹，解释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对为这些文件印上指纹而生气。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了。”赫鲁晓夫笑着说。然后赫鲁晓夫和卡特利奇、乔登以及苏联新闻助手一起穿过外办公室进入走廊，在那里赫鲁晓夫与他们道别，摘掉他的小帽子示意，摇摇晃晃地走了，说：“去见蒙古人。”

卡特利奇在回纽约的路上访问了《纽约时报》的其他分社，他很快和他自己政权的现实重新合为一体。《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老朋友，提醒卡特利奇兑现他许诺过的大幅度地涨薪一事。卡特利奇说他没有忘记这事。但这位记者也许怀疑要等很长时间他才会再得到主编的全方位重视，所以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在和卡特利奇喝了一阵子酒后，谈话开始直接涉及个人问题。这位记者指责老朋友卡特利奇使他非常失望，抛弃了他。接着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由卡特利奇的旅途疲劳或者酒精或者其他难以解释的因素促成的，卡特利奇的眼里流出了眼泪，突然释放出掺杂着诚实和敌意的公开的情感，承认他在纽约感觉到的挫折。卡特利奇说，提高工资没有兑现的理由是预算被业主办公室冻结了。看起来这既不是苏兹贝格的决定，也不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决定。德赖富斯44岁，已经成了纽约时报公司的总裁。苏兹贝格仍然是业主，但他在这一年感觉不很好，出现一些反复性中风的征兆。在65岁时，他决定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的女婿和继承人。

《纽约时报》仍然每年都营利——实际上自奥克斯买下它以来，公司每年都有赢余。但报纸生产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经济衰退，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的利润。自苏兹贝格家族遵循奥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经营以来，利润从来都不像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多。在报社内部有一个关于经营的笑话，说所挣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来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而是来自奥克斯于1926年在加拿大买下的一家造纸厂42%的红利——生产没有字的纸张比有字的报纸更赚钱。多伦多的云杉瀑布电力和纸张有限公司供应着《纽约时报》的三分之二的纸张，在最近几年已经占了《纽约时报》公司总利润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在1957年这种收入减少了，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46.281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们认为这个数字不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对此无权做任何事情。

尽管卡特利奇和德赖富斯的关系是热情友好的，但这种关系同赖斯顿或《纽约时报》副总裁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和德赖富斯的友谊是无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个瘦削的、过分细长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前情报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罗尔·沃伯格·罗斯柴尔德为妻。当布拉德福德给14层的其他管理者讲话时，他似乎知道在大楼里正发生的一切，似乎手里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实，德赖富斯很高兴他的职员里有这样的人。

卡特利奇的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被叫作“庞奇”——关系很好，但庞奇·苏兹贝格没有什么权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话，他目前来说把它严实地掩盖了起来。他在办公室里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德赖富斯经常抱怨说，庞奇甚至根本不读《纽约时报》。31岁时，庞奇有了财务助理的头衔，但新闻编辑部里谁也不清楚他做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在上学时表现不好，加入过海军陆战队，结过婚，又离婚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在开完新闻会议后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那时卡特利奇正在为他的《纽约时报》的一些心腹好友调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现在似乎不知做什么才好，他频繁地离开办公室，以致许多职员猜测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这个部门——但这种猜测在1957年稍后就需要调整了，当时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顿·丹尼尔提拔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丹尼尔能够仔细观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