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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认真听过赖斯顿讲演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当演讲清晰地被写出来并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时，听众并没有得到最重要的答案。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会有任何答案，肯定没有一个使赖斯顿完全接受并与他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最高利益的责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这就是詹姆斯·赖斯顿的进退两难之处。他承认理想主义，但最终受到华盛顿现实的影响，如他认真去评论的政治家一样。他可以坚持认为，并且在一次讲演中也的确说过，让美国公众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总统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这样就需要一个不是更顺从的新闻界，而是更具批评性的和更少民族主义色彩的新闻界。但是，赖斯顿本人在华盛顿的长期工作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因为他经常觉得有必要向公众隐瞒某些有争议的真相，这些真相会损及60年代在华盛顿尚存的有关新闻诚实的幻想。他不仅仅鼓励《纽约时报》限制报道猪湾事件，而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不让公众知道美国在巴基斯坦军事基地的U-2侦察机多次飞至苏联上空，直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才不得不报道了这一消息。赖斯顿肯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保护美国情报机构行动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保障民主是必要的，不过这需要更详细地来说明。既然这个世界并非理想的，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就经常会充当白宫谎言的帮凶。赖斯顿承认，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无疑不会被围攻系主任办公室的理想主义学生所接受。但既然不管是华盛顿、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不由圣人治理，所以必须进行道德调解。公众有知情权——但知情权有限度。在1962年第二次古巴危机当中，赖斯顿在一次演讲当中说道，过早地发布信息，暴露美国军舰和部队拦截向哈瓦那运送导弹的苏联军舰的行动，将会轻易地干预一场日后被认为是对美国权力和外交能力盛大、成功的演练。

然而，在越南问题上，华盛顿新闻界对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了解得太晚了。肯尼迪总统决定，加强美国在越南军事上的“存在”，从几百多名“顾问”增加到1.5万多名军人。这是美军数量升级的第一大步。这一决定得到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支持，遭到了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的反对。如果新闻界及时了解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并且发表了关于它的报道，赖斯顿猜想所有重要新闻都会突出三个要点：把美军人员增加到1.5万人的决定；总统顾问们有关军事升级的争论；按照赖斯顿的看法，还有他们都意识到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向越战投入的兵力达30万人。随之而来的无疑会有国会的争议和全国范围的辩论，可能导致这个决定被推翻，从而挽救数万人的生命，节省数十亿美元。相反，新闻界于1961年天真地报道，肯尼迪当局正计划向南越“适度”增加美国顾问性的帮助。回顾政府的行为，对赖斯顿来说像是故意欺骗。他也相信，此后的军事升级几乎是偷偷地进行的，但他给外交关系委员会讲课时没有多纠缠这个问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如果他知道了肯尼迪会议上的全部真相会做什么。人们只能根据他著作和行为中显示的哲学，假想他会保守这个秘密。

比起《纽约时报》的任何编辑，赖斯顿对白宫决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国警觉起来的声音，并为总统免去任何不必要的个人困扰。他认为，新闻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高速公路上一边超速行驶、一边用纸杯喝啤酒的所谓“愚蠢的”报道，对约翰逊来说是不公平的。赖斯顿还记得：他当时坐在约翰逊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位助手拿来一份报道此事的杂志，说总统读完之后非常烦恼。总统转向赖斯顿，可怜巴巴地说，他的一个大抱负是“团结全国”，但他怀疑能否做到，因为新闻界有些敌对因素，决心把他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乡巴佬”。赖斯顿想表示异议，但约翰逊不想被打断，大声质问，对于一个能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南方人总统，这个国家是不是“离故乡阿波马托克斯[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位于美国弗吉尼亚，1865年4月，邦联军领袖罗伯特·李将军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国内战的结束。]太远了”。赖斯顿承认新闻界确有麻烦，但否认新闻界对南方人反感，并且说就算不出新问题，南方的现实问题也够多了。约翰逊没有被说服。长期以来，他一直感到东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机构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他这样的人。然后，他告诉赖斯顿，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召开之前，他真正需要决定的问题不是罗伯特·F.肯尼迪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而是他在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使全国团结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同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赖斯顿当天离开白宫时，既沮丧又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