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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赖斯顿那样，在权力的边缘生活20多年，不可能不与总统在某个方面保持一致性，不受总统的状况所影响，不被总统的怀疑所困扰。尽管赖斯顿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全国游历，还往返于欧洲与美国，但华盛顿的事态仍是他关注的中心。如果赖斯顿对苏兹贝格一家不是有那么大的分量的话，可能他几年前就会被赶出华盛顿，调到另一个城市或首都了，就像其他分社的社长最近因为苏兹贝格一家认为他们太巴结或太熟悉华盛顿的场景和领袖而被轮换一样。但是，《纽约时报》传统上是把华盛顿分社和设在其他城市的分社相区别的。华盛顿分社是《纽约时报》的主要大使馆，其社长是苏兹贝格派驻白宫的大使。自奥克斯时代以来，这个统治家族一直想让华盛顿分社的人员与首都的政要人物保持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是纽约的编辑们和华盛顿产生矛盾的核心。奥克斯与他的独立口号相反，可能想使华盛顿分社社长与政府领袖成为亲密伙伴。奥克斯没有靠触犯权贵、进行改革的十字军东征和支持无产者反抗有产者而使报纸获得大量赢利。奥克斯拒绝谴责克罗克的前任乌拉罕，尽管纽约的编辑们指责乌拉罕是威尔逊总统的崇拜者。尽管克罗克不怎么崇拜罗斯福，但碰巧奥克斯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私下里与克罗克一样讨厌这位总统，而总统对《纽约时报》也有同样感觉。《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不时地对每一届政府提出批评，但来自华盛顿的报道却总是对体制很小心，而且正是这种报道，这种微妙的影射和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约翰·奥凯斯的社论谴责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尽管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纽约编辑要求更尖锐的报道，而奥克斯的继承者，却使用这两种方式，通过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的信使保持他们与当局的传统联系。虽然分社现在失去了它的自主权，虽然赖斯顿不再是分社社长，但他仍然是苏兹贝格与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纽约的编辑谁也无权调动他，或改动他写的一个字。这个家族相信，赖斯顿的文章一定会令奥克斯满意，就像现在令他们感到满意一样。赖斯顿心中永远充满了希望，多年前就吸引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注意他的观点。现在，是她的儿子在高层的学徒期，她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老苏兹贝格令人遗憾地不能行动了，但赖斯顿却继续用儒雅而热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和政府做出反应，像奥克斯那样，绝不会忘记他对两者最终相似的义务，没有因这两者似乎走了弯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个在《纽约时报》、在全国到处都充满异议和变化的时代，如同纽约的编辑执拗地盯住政府一样，赖斯顿也将在周末在弗吉尼亚的费里兰写些热情高涨的专栏文章，刊登在奥凯斯有鸽派色彩的社论版上，尽管该版装饰着一只鹰。《纽约时报》发表一系列出自华盛顿的文章，揭露了尽管政府官员发表演说痛斥国际军备竞赛，而政府向全世界出售的武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可是赖斯顿却企图提醒读者：苏联人也在出售武器，而且美国出售武器是为了防止中东的油井遭受那些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人的侵略，因此它符合美国“最高利益”。当美国政府的一个鸽派向新闻界泄露美国即将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的消息时，赖斯顿被这些行为弄得忐忑不安，他这样写道：“虽然公开讨论扩大轰炸这两个城市（河内和海防）的人口密集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公正的，但公开揭露对军事行动计划的时间却是不妥当的。”

有时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影响被夸大了，有时似乎又不这么认为。不能否认，赫伯特·马修斯影响了卡斯特罗的一生，哈伯斯塔姆在南越、索尔兹伯里在北越掀起过轩然大波。电视上播放阿拉巴马的州警在塞尔马打击争取自由的黑人示威者的镜头，骤然激怒了数百万美国人，几千名同情者在随后几天内涌进塞尔马，来支持这些示威者，呼吁制定新法律，暂时性地引起美国整个国家的关注和内疚。这种关注与内疚后来随着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拉普·布朗及其他黑人和白种族主义者成了突出的新闻，就逐渐消失了。赖斯顿本人在其一生中，偶尔也通过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鼓励或反对政治决策。在《时代周刊》关于他的一个封面报道中，说他不时地向政府官员灌输自己的观点，在确信这种观点将得到讨论后，他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这种正被考虑的观点的文章，但不会暗示他本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发起者。这种事在华盛顿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里一些记者为他们拥护的参议员写讲稿，并充当他们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在那里许多新闻机构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赖斯顿刚刚崛起时，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闻界的角色与政府的角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在首都，新闻记者大约有1400人，比国会议员还多。专栏作家能几十年长盛不衰，而政客们却像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政客们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与新闻界合作，奉迎记者，有可能的话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关键的记者——但是新闻界与政界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经常都去保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