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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67年了，这样的规模也难以适应《纽约时报》的迅速发展了。报社员工人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由5307人增长到6354人，库房面积严重不足，无法存放印刷机设备，只好在毗邻的派拉蒙大楼地下室租了块地方，之后又在派拉蒙大楼上面几层租了几处作为编辑室。《纽约时报》的西区分厂，建于1959年，主要用于进行星期日版的副刊印刷——1967年发行量为160万份，平均每期558页，每季重量从4磅到7磅不等——已经如此拥挤，以至于门厅将被拆除，27英尺高的门厅天花板将降低大约12英尺。苏兹贝格领导的《纽约时报》突然变成庞大的、富裕的公司，1966年底有现金达2100万美元，1966至1967年度的经营多样化、规模扩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苏兹贝格投资50万美元获得了波士顿教学系统公司51%的红利，这家公司专门为学校和企业设计学习资料。苏兹贝格还以不公开的价格买下了设在新泽西州霍索恩的美国微缩胶片公司，以满足2000多家图书馆、大学、公司订购《纽约时报》微缩版的需要。《纽约时报》为弱视者创办了一种大字的文摘周报，还为大中小学生创办了这种文摘版。它准许波士顿的帕克兄弟公司以拼图形式使用《纽约时报》以前的头版新闻，还出售它著名的头版的摹真本作为新颖的礼物。《纽约时报》的图书部，与外界出版社合作，在1963年到1967年间共出版发行50多本书，内容从烹调到通讯都有。《纽约时报》还获得了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著作的连载权，那时她已逃离了苏联。

和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交易是1967年4月达成的，它再次证明了《纽约时报》在既定社会里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它作为社会制度负责任的发言人地位，它还显示了某种有趣的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把《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同政府、媒体、法律和文学圈子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联系起来——它几乎是一个小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把阿利卢耶娃夫人安全地带入了西方民主国家。他们似乎彼此都认识，他们一起顺利地工作，心照不宣地遵循他们为斯大林的女儿也为自己服务的规则。

阿利卢耶娃夫人的律师和作品代理人，一度是五角大楼的将军，叫爱德华·S.戈林鲍姆，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一个铁杆朋友。他曾担任苏兹贝格家族的律师达40年之久，在阿利卢耶娃夫人到达美国的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其“新闻人物”中描述戈林鲍姆时不知怎的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在阿利卢耶娃夫人逃亡期间给予她安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凯南，他是《纽约时报》的朋友，也是戈林鲍姆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邻居。戈林鲍姆不仅安排了阿利卢耶娃夫人新书在《纽约时报》上的连载，而且还安排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该出版社是他的律师事务所（戈林鲍姆、沃尔夫和恩斯特事务所）的另一个主顾，在上一年的肯尼迪诉威廉·曼彻斯特书案中曾经历过哈珀之战。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是埃文·托马斯（著名的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的儿子），也曾是威廉·曼彻斯特的编辑，约翰·F.肯尼迪的编辑，罗伯特·肯尼迪的编辑和西奥多·索伦森的编辑，也是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的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约翰·奥凯斯、汤姆·威克、C.L.苏兹贝格及《纽约时报》其他人的著作的编辑。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在杂志上的刊登权给了《生活》杂志，该杂志社的董事长安德鲁·海斯克尔娶了庞奇·苏兹贝格的姐姐、奥维尔·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阿利卢耶娃夫人逃跑的内幕是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写的，索尔兹伯里从他的朋友、前大使凯南那里获取了大部分消息。但索尔兹伯里在这篇报道上没有署名，因为他不愿意触及他在苏联的眼线，这段时期他还要经常到苏联旅行，苏联正准备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书的译者是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一位低调但人脉广泛的女士，曾在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过，曾在海外见过庞奇·苏兹贝格和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她作为记者驻苏联期间认识了斯韦特兰娜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并且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帮助刺客的遗孀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为哈珀和罗出版社写了一本书。

在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出版前几个月，通过阅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受到启发，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该刊的社长曾发表过前大使凯南的文章，它的主编罗伯特·曼宁最近在国务院工作，并且认识政界和新闻界的所有右翼人士。1967年4月在《书籍周刊》（Book Week）上，曼宁为詹姆斯·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写了一篇大为赞颂的评论，一个月后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为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也写了一篇吹捧性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