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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利卢耶娃夫人的题为《致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一书在1967年秋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发行后，《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书评”主任费朗西斯·布朗想寻找一位合适的评论家，并选中了奥尔加·卡莱尔，一位杰出的俄裔美国人——她是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孙女，她的父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卡莱尔女士的评论是赞扬性的，它被刊登在头版。《纽约时报》的日常版书评家埃利奥特·费里蒙特—史密斯，一个对办公室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曾赞扬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是“我们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深受斯韦特兰娜的书的感动，称它是“罕见之作”。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庞奇·苏兹贝格居于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的中心。他用了大约25万美元购买这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帮助宣传阿利卢耶娃夫人的这部畅销书，使《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的许多主顾都感到高兴，使《纽约时报》在那些曾被索尔兹伯里来自河内的报道，被奥凯斯的社论版上放肆的鸽派立场所冒犯的美国爱国者那里多少恢复了面子。能同时对许多人施加许多许多影响，这是《纽约时报》一个令人惊奇的品质。它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摆动，通过落下它枯老衰败的叶子来做出调整，在一个世纪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再度茂盛。

1967年冬天，赫尔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孤凄地坐在十层上走廊边的社论作家的1048房间。还有什么比孤凄更使他难受的呢？因为几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纽约时报》碰到麻烦，所以现在一个人在象牙塔里赎罪。马修斯既自负又冲动。他已67岁，长得高大、瘦削，只是略显精力不足，但其机敏丝毫不减1922年他刚加入《纽约报社》的时候。这个职业让他1929年在北京观察大获全胜的蒋介石，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骑着马与入侵的意军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写下了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份电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战后去了伦敦；1957年在古巴山区采访了一个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死掉了的大胡子革命领袖。

由于这些有关卡斯特罗的文章及以后有关古巴的文章，《纽约时报》最终被指责为赤化了这个海岛，新闻编辑部里很多编辑都对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为约翰·奥凯斯负责的社论部的成员，马修斯再次访问了古巴并拜访了卡斯特罗，但当他回到纽约提出为新闻编辑部撰稿时，却遭到了拒绝。1966年，他再次代表编辑部重访古巴和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是进不去古巴的。马修斯积累了2.5万字的资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闻部拒绝。结果，整整一年，《纽约时报》没发表一篇由本社人员提供的有关古巴的消息。

当读者给《纽约时报》写信询问有关马修斯的近况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给他们回信解释说，马修斯已不再为新闻部撰稿，因为严格地说，他已不再是新闻记者，而是社论部的成员，这暗示了社论作者是不为新闻部撰稿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哈里·施瓦茨，默里·罗桑特和其他一些社论作者都经常为新闻部撰稿，而且过去几年里马修斯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他是个敏感人物。现在，在社论版上，或许在星期天版上偶尔也刊登他的署名评论或文章，但是很少，每隔几个月才刊登一次，1966年总共刊登了六次。但作为一个不署名的社论作者，他的作品很多。他撰文评论拉丁美洲事宜（有时批评卡斯特罗），评论中东和越南局势，还有约翰·奥凯斯认为值得评论的其他问题。奥凯斯很器重他的才华，而且也很欣赏他这个人。他从来没忘记40年前在巴黎初识马修斯的情景。当时奥凯斯作为学生采访巴黎分社，第一次见到马修斯走进来，头戴灰色软呢帽，手戴米黄色手套，衣冠楚楚，手拿一根马六甲手杖。

奥凯斯第二次见到马修斯是20年以后，在1949年，当时两人都在十层在查尔斯·默茨手下撰写编辑文章。马修斯当时是报社的宠儿，与《纽约时报》的老板关系非常融洽。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马修斯独生子的教母。但现在，1967年，他准备离开《纽约时报》，打算写自己的书，并坚信历史会最终宽恕他。即使是现在，他还相信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马修斯社论版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四篇回忆他曾挥洒汗水的四个大陆的署名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他写道：

对美国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漠和忽视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当古巴的领袖和他的政府变身共产主义者，并且后来几乎发起一场核战，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其中就包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