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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斯塔姆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丝毫没有表达出南越领袖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所一再鼓吹的乐观主义。正如哈伯斯塔姆所看到的，这种联合的分遣队既不交朋友，也不感化人民，更不会打赢越南战争。他并非是唯一抱有此看法的记者——还有合众国际社的尼尔·希恩和美联社马尔科姆·布朗，两人后来都加入了《纽约时报》——但哈伯斯塔姆，因他的报道不断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从而成为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最厌恶的人。那些怀疑哈伯斯塔姆报道的人，开始指责他言过其实，甚至1963年《纽约时报》有些编辑私下担心该报会再次被指控为煽动共产主义情绪。国际组给他拍了电报，言辞强硬地质问他，对此哈伯斯塔姆的答复甚至更尖锐。越南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后，瑈夫人在丈夫和小叔子被杀害后声称，“哈伯斯塔姆应被烧死，我愿意提供汽油和火柴”[注：吴庭艳（一译吴廷琰，1901—1963），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5—1963），在任时政策偏袒天主教，引发了大多数信仰佛教的越南人民的不满，并引爆了佛教徒危机，进而失去美国支持，在1963年南越政变中遇刺身亡。瑈夫人（1924—2011），原名陈丽春，是吴庭艳的五弟吴廷瑈的夫人。由于吴庭艳终身未婚，瑈夫人实际上扮演了越南第一夫人的角色。其丈夫吴廷瑈在1963年南越政变之后被政变军队处决。]。

1964年，哈伯斯塔姆荣获普利策奖，平息了很多职业上的怨恨，但他仍然与国际组的成员们保持个性的差异。他走得太远，太快，他们没机会怀疑他的判断力。哈伯斯塔姆痛恨那些带质问语气的电报，也曾因许诺的升职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火冒三丈。

他后来被派驻华沙时，他结识并娶了波兰女演员埃尔兹比塔·齐泽夫斯卡，进而使得他与国际组的关系更复杂化：人们担心他会因为害怕被逐出波兰、与妻子分开，就会在共产党政权问题上措辞绵软。哈伯斯塔姆做的截然相反，他写了几篇关于波兰人民经济生活和反犹主义的批评文章，之后在1965年12月，他以“诽谤罪”被驱逐。当时，在纽约总部，事实上几乎无人关心他的遭遇，当他听说有些编辑认为他是因自己的粗鲁而被驱逐时，他心中更是怨恨倍增。

接着他被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与妻子鸳梦重温。但在巴黎的报道工作令他厌倦，他似乎觉得任何在外国的采访任务都不会具有在美国国内才具有的挑战性。驻外记者魅力四射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在巴黎用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偶尔也给纽约的朋友写信，倾诉他在目前体制下遭到的挫折：

我现在越来越多是在为自己，而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工作，不过如果他对此没意见，我也是。我现在的态度愉快而漠然，越多地看到自己离开《纽约时报》的前景，就越确信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好的，确信自己不需要报社提供的安全感，确信自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我给阿贝·罗森塔尔写信说我想回到纽约，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与丹尼尔之间的通信进行得很愉快，没有发生什么摩擦）。有关丹尼尔：我认为他是下一代，尤其是《纽约时报》下一代的典型代表，会叫你“先生”的下一代。他认为《纽约时报》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好的选择——因此为《纽约时报》工作是一个荣耀，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权，而且与他交谈也是一种荣耀，因为他是《纽约时报》在工作上的化身……

我们和夏洛特·柯蒂斯一同度过了一周。她现在是报社最有威望的员工之一，因为丹尼尔几乎任何事都很看重她的观点，而且基本上只读她的文章（上帝，在选集的中间有一封来自丹尼尔的电报，询问为什么紫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之类的问题）。夏洛特和我不停地讨论着未来，她不断地告诉我，新闻写作是唯一的写作方式，而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一直采取这种写作方式的话，你将会到达一种不可逆转的地步，你的天赋将会逐渐地趋平，并最终耗尽，以至于当你退休之时，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断地告诉她《纽约时报》并不能够让我写我想写的东西，而对于杂志写作来说，如果我将会为一本杂志工作，我会为自己喜欢的杂志工作，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看的《时报杂志》。她建议我去曼谷，我说算了吧。明亮的，艰苦而宽广的……

后来，哈伯斯塔姆回到了纽约，但即使在罗森塔尔手下，他也没有得到随心所欲地写作并在全国到处跑的自由，因此1967年他辞职投靠了《哈泼斯杂志》。这位年轻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的辞职令某些编辑感到不安，而且哈伯斯塔姆的离去可能使得回到纽约的其他记者有了更灵活的条件。他们中的一个记者叫J.安东尼·卢卡斯，他和哈伯斯塔姆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又随他一起去了刚果。他回来后，总部对他小心翼翼，为他安排了与其能力相称的好任务。1967年10月，卢卡斯被派去了解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18岁姑娘的背景，这个姑娘与一个嬉皮士男友一起在纽约市东部村的一个锅炉房里被杀害了。进行这次采访的想法出自罗森塔尔。罗森塔尔的一位朋友认识被害姑娘的父亲，但写作和报道的方式完全由安东尼·卢卡斯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