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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问题部分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能改变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闻界的领袖还以过去一度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南。《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编辑们和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对于60年代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应该如何来表现的问题，可能处于一种迷惘或重新评价的状态。在电视时代，报纸是应该刊登更少的硬新闻和更多的解释呢，还是恰恰相反？是应该使现代记者自由度更大、编辑自由度更小，还是恰恰相反？赖斯顿在他认为略带异端色彩的时刻，怀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复杂和太严肃的地方，而让报人无法报道。整整两代，美国一直是全球领袖，在这期间，美国在大学、基础设施、大企业和其他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智库——这种力量包括了大批非常想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人。但赖斯顿也认为，并且在他的讲演中也说，他们没有和其他美国人分享很多他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肯定，一些人做出了这样的分享，这些人是赖斯顿所谓的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中的先锋人物。这个集团在大学基础生活、通讯媒体和政府的“三角区”之中的运作。他们是流动的作家、教育者、政府官员——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西奥多·索伦森，理查德·古德温和道格拉斯·凯特。但这些只是许多人中的几个，赖斯顿也感到有这样一些人偶尔为《时报杂志》撰稿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们对当前发展状况的分析应该登在日报上，或许应刊登在社论版后面的专版上。

这种观点在纽约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被认为是《纽约时报》可以将其纳入未来规划中的东西，如果能找到版面的话。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提出更紧迫的大胆报道的问题，纽约想要大胆的报道，但认为从华盛顿分社无法得到。纽约的编辑们感到，《纽约时报》不需要短评家或更多的专栏作家，但它的确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会更深刻、更清晰地调查政府行为的记者。这些记者不应侵犯国家安全，但他们应知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西奥多·伯恩斯坦过去经常说，在战争或临战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便产生，此时出版界应该遵循什么路线是不容置疑的。编辑们掌握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不允许他们指责一个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官方决定。但伯恩斯坦认为，国家利益问题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是政治问题，而且一个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个人的理解一样。伯恩斯坦说，新闻界应该记住，总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时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有时他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伯恩斯坦还说，新闻界必须区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然后才能妥当行动。它不应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总统本人的看法。

原则上讲，赖斯顿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出现了差异，情感和自我开始起作用，每个编辑一生的体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版面。虽然纽约总部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赖斯顿仍把它视为受传统限制的。它庞大而拙笨，它对新闻的态度是陈旧的。牛栏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价值观，他们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战期间形成的编辑部混乱和价值判断起家的或受其影响的编辑人员。这些人习惯于对发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对发生的过程做出反应，尤其是戏剧性的事件。编辑们经常把原因视为推测性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硬新闻放在头版或者在报社受到最优先待遇。

《纽约时报》可以为食谱和社交晚会安排准备可观的版面，它也拿出40%的平日报版登载贸易和金融信息，其代价是不把一些版面明智地用于开发赖斯顿认为是精神事务的东西——世界的思维，而不仅仅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正是前者孕育了反抗、革命和战争。赖斯顿在一次讲演中说，整个美国新闻界，不仅仅是《纽约时报》，预先打算把对观念的冲突的报道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去刊登那些街头打斗的报道，而且没有把后者与前者联系起来。记者们追踪报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像消防队员一样，火灭了就走了。越战爆发后，各报派出数百名记者赴越报道，每天的头版都充斥着他们的报道，还挤掉来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闻报道，但在这场大灾难之前却没有派出足够的记者前往这些正在煽动动乱的地区，那时的报道才会唤醒防范性的政治行为。赖斯顿认为，有关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报道登上了头版头条，但是前政权下的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却在新闻当中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不过，对这些新闻界弱点的确切的解决方法，即使对赖斯顿来说，也不是完全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