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3/10页）

1937年5月，目录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之外音乐媒体的广泛报道。塞西尔·欧尔德曼（Cecil Oldman）在《音乐人文》（Music&Letters）宣称它是“典范级的学术研究，是一部大作，出自拥有史学和音乐学双料学者资质的作者。他勤奋地收集了大量史料，又从这些史料中精巧地引出结论”[324]。诺埃尔·施特劳斯（Noel Straus）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里更为热情：“在长久而焦急的期待之后，新版克歇尔目录超越了我们的预期。这是编撰者以总量惊人的研究和工作带来的无价成果。”[325]但也许最令人满意的评论来自作者信任已久的德国同行格奥尔格·戈勒（Georg Göhler）。戈勒的文章尽管发表在全球性刊物《音乐学学报》（Acta musicologica）上，但他是有胆识、有信念著文称赞这部著作的唯一一位留在德国的音乐学家。在详述他对爱因斯坦所用方法的保留意见之后，戈勒雄辩地称赞了他的整体成就：

整体看来，新版克歇尔目录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学事件，我们必须为此感谢爱因斯坦的全面知识和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为这部巨著提供出版机会和外部环境。这是国际学界合作的盛大成果。爱因斯坦引用了斯宾诺沙的“秩序与联系”（ordo et connexio）一语，他和这句引语是真正相称的。没有“秩序与联系”，就没有学术，没有历史。全世界的音乐学界会确保不会遗失这份成果的任何一个部分。[326]

爱因斯坦不是安于成就的人。他特别看重莫扎特学者们发表在知名音乐学刊物上的详细评论。他十分清楚，有着这等细节和复杂程度的书不可避免会有遗漏和不明确的地方，便非常感谢同行们提供的专业意见和重要的增补书目。因此，他在目录出版之后，仍然继续挖掘新的材料。到1939年，他已经整理出大量修订意见，多到可以出第四版克歇尔目录。但考虑到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这个项目遭的罪，第四版不可能再找他们出了。另外，战争已经爆发，爱因斯坦已经永久离开欧洲，出版这些修订的前景愈发渺茫。最终得以出版，主要是靠爱因斯坦的朋友保罗·希尔施的坚持和鼓励，以及乔弗里·夏普（Geoffrey Sharp）的无私奉献。希尔施在1936年把他珍贵的音乐图书馆从德国搬到了英国，夏普则是英国一家新创音乐刊物《音乐评论》（Music Review）的编辑，这份刊物在1940年年初开始发行。

夏普的刊物在第一期发表了保罗·希尔施关于莫扎特乐谱早期版本的文章。它是英国的音乐刊物中与众不同的一份，其特色是大量发表流亡音乐学者和批评家的文章，堪称独一无二。[327]《伦敦时报》1942年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点，说该刊编辑已经把刊物变成了“被驱逐的欧陆乐评的家园”。因此，当希尔施提出《音乐评论》可能是出版爱因斯坦第三版克歇尔目录修订的理想平台时，夏普也就认可了。[328]大英图书馆希尔施档案里现存的通信显示，爱因斯坦立刻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谢绝夏普意欲支付的报酬，说道：“您的帮助是我受自英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诸多善行之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也将永远无法回报。”[329]

1940年末，《音乐评论》的第四期发表了爱因斯坦克歇尔目录修订的第一部分，标题为《漫谈莫扎特与克歇尔》（Mozartiana und Köcheliana），印得很紧密，就这样也长达30页。考虑到此文出版时，德国难民已被视为敌国公民关押在狱（希尔施自己也未能幸免，虽然很快获释），夏普同意以德语原文发表爱因斯坦的文章实在非比寻常。爱因斯坦敏锐地意识到这样做会引来怎样的争议，他希望读者不会“惊讶于此增补卷以德语出现在英国期刊上”，也不会“觉得这是特例”。他接着解释道：

决定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作品主体和增补卷不会不一致，并允许保留同样的缩写和其他参考条目。此增补卷，我本想只用打字机制作几份，呈给几家图书馆，以便让学生能及时参阅，但《音乐评论》的编辑善意地提出我可以占用他的版面时，我满怀感谢地接受了这个机会，确保此增补卷能流传得更广。[330]

对爱因斯坦和夏普来说堪称幸运的是，针对用德语发表第一部分增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伦敦时报》的一位匿名评论家只说道：“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现在无法通过德国出版商出版他的增补，夏普先生此举只能视为不计利益的公共服务。”[331]一年后，同一家报纸再发评论，观点稍直接一些，称《音乐评论》决定发表爱因斯坦的增补，拯救了“破碎的欧陆音乐学术中的一个碎片”[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