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3/17页）

27.汉斯·瓦茨利克的莫扎特小说《加冕歌剧》（1935）的封面和封底。

1938年，德国的音乐媒体加强了反对捷克当局的宣传运动，一有机会就对苏台德区予以道德支持。莫扎特也被卷入斗争，出生于苏台德的作家汉斯·瓦茨利克（Hans Watzlik）的历史小说《加冕歌剧》（Die Krönungsoper）流传甚广。这部小说初版于1935年，重印过几次，到1944年时已发行12万册。瓦茨利克在其中重构了莫扎特1791年最后一次造访布拉格并创作最后一部歌剧《蒂托的仁慈》的情景。德国媒体盛赞此书，称应向“莫扎特专家和普通德国人都热烈推荐”。此书的样板是爱德华·莫里科（Eduard Mörike）写于1856年的著名中篇《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469]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内容。瓦茨利克在书中坚信德国在苏台德区的主导地位，坚信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上奥地利的农民社群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加冕歌剧》中，莫扎特一踏出维也纳，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亚乡间，就成了瓦茨利克的世界观的代言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场景：在一个离奥地利首都不太远的地方，莫扎特的助手苏斯麦耶听到一个当地农民姑娘说另一种语言，深感困惑。莫扎特斥责了他，说他们“根本没到廷巴克图（Timbuktu）”，“还认得出鸟鸣声和教堂的钟声”，不用担心。苏斯麦耶仍然狐疑，莫扎特却强调说他相信“波希米亚的小提琴和圆号都用清楚的德语歌唱”，“这个地区的市镇主要是日耳曼的，特别是布拉格”。[470]

根本不用猜瓦茨利克的小说引起了什么反响，特别是在捷克人里。只消说，在慕尼黑事件1和1938年10月德国强占苏台德区之后，这样的东西只能让布拉格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也反映在莫扎特协会面临的情境中。1938年6月，协会成员大约四分之三是捷克人，四分之一是德意志人，但到年底时，德意志人基本不活跃了。[471]9月26日，由于政治压力和经济困境，布拉格德语剧院被强制关闭，对两族未来和平共处的前景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布拉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Reichsprotektorat of Bohemia and Moravia）成立，和解已不可能。尽管犹太人和反纳粹主义者都遭追踪逮捕，但音乐生活在很窘迫的情况下得以继续。塔利赫之前有一段时间专注于捷克音乐，此时在布拉格五月音乐节（Prague Musical May Festival，即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前身）转向莫扎特，于5月10日在国家剧院指挥上演《魔笛》。据战后记述，塔利赫特意决定演这部作品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为了在面对“恶”时能够“扬善”。[472]

捷克被占的头两个月里，塔利赫的公开活动非常积极，可见布拉格文化生活的日耳曼化并未像希特勒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地进行。也许一个障碍在于保护国内只有3.5%的人口是德意志血统。[473]不过，纳粹的意图还是非常清楚，他们关闭了鲁道夫宫的捷克议会，把建筑功能还原为音乐厅；另外还于6月还在布拉格组织了一个德国文化周，在保护国总督纽赖特的庇护下，上演了3部歌剧、5场音乐会，举办了6次讲座、3次作者朗读会和7个展览。不过，莫扎特和布拉格的密切关系却是整个活动最显著的热点。汉斯·海因茨·施图肯施密特（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在《基督科学箴言报》发表的文章特别列出在国会剧院上演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在重开的德语剧院上演的《唐·乔万尼》，将它们视为整个活动的亮点。[474]

由于这是保护国庇护下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文化活动，组织者希望请到和这个地区有地理关联的演出人员。他们确保指挥家弗朗茨·康维茨尼（Franz Konwitschny）指挥歌剧演出，用的制作出自已经去世的阿尔弗雷德·罗勒（Alfred Roller）之手。请这两位的理由主要是，他们都是在摩拉维亚成名的。然而，由于德语剧院公司在前一年已经解散，完全由本地团队上演这两部作品已不可能。所有主角都不得不请自慕尼黑和维也纳，合唱团也是直接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请的。乐队主要由前德语剧院乐团和赖兴贝格苏台德德意志管弦乐团（Sudetendeutsche Orchester Reichenberg）组成，并专为德国文化周而更名为苏台德德意志爱乐乐团（Sudetendeutsche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475]在夏季稍晚些时候，他们被宣传部委以“确保德意志音乐在布拉格的未来”之重任，乐团的名字又改为布拉格德意志爱乐乐团（Deutsche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Prag）。[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