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斯的风险系数（第2/5页）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斯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完全背离了其授业恩师荀子当初对他的教诲，有离经叛道之嫌。苏轼说过：“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通常把荀子纳入儒家行列。荀子与孔孟虽然号称儒家“三圣”，但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恰恰相反，相信人性本恶。荀子曾经借舜之口哀叹，人的性情啊，人的性情啊，太不美啦，还问它干什么呢？（《荀子?性恶》：“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这口气中透露出他对人性的失望与惋惜。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不管本善还是本恶，都不妨碍我们没心没肺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们而言，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意义就大不同了。尤其是那些能够有机会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君王，实现改造社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也同时决定了老百姓是活在哪一套制度里以及他们的幸福指数，比如商鞅。

信奉人性本善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注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人们通过内心反省，来自发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而那些相信人性本恶的思想家，则相信法律带来的效果，主张用国家机器强行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

荀子教给李斯的是帝王术，何谓帝王术？简单地说，它是一项辅佐与控制帝王的技术。在一个以讲究政治技术手段的时代，帝王术是一个政治家行走江湖的必杀技。相对于帝王术，道德仁爱、正义礼乐显得虚而不实，也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那些急于博取帝王欢心的政治家，他们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蹉跎在这上面。

李斯学习帝王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帝王之师，既要帮助帝王统一天下，治理天下，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成为帝王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在这方面，苏秦和张仪都是参透了帝王术精义的超一流高手，因此他们登台拜相如同俯拾草芥。而这些人都是李斯心目中的超级英雄，在他看来，男人的一生就应该活得像他们那样精彩不凡。

荀子虽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他的理论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相较于孔孟，荀子理论的实用性更强。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韩非、李斯才会在踏上权力之路后转型成为法家人物。从学于儒家宗师荀子，李斯长时间受到儒学的浸染，他对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之说也是认同的。虽然如此，但是儒家思想对他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是有限的。李斯压根就没打算像传统的儒士那样宣扬仁义学说，恪守儒家礼仪，一生安贫乐道。这时候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频繁、天下日趋统一的背景下，儒家那一套仁政王道的学说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只有尚法务实的王霸之术才能真正为统治者所需要，有着最大的用武之地。

书生学成之日，也就是准备“将身货与帝王家”之时。没人是为了街头卖艺，写诗换酒喝去穷经皓首。李斯是个精明之人，他能够拎清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这就像是一场赌博式的冒险游戏，押中了宝，就能一飞冲天；押不中，就有可能会跌入尘埃，甚至万劫不复。

李斯这时候需要做的就是擦亮眼睛，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更主要的是找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君王。楚王胸无大志，不值得他为之驻足停留，韩、魏、赵、燕、齐这几家的君王都难称贤明之主，全是待宰的苦主，他想来想去也只有秦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让自己大展鸿图。

此时的李斯身在楚国，而他的老师荀况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楚国复兴。可是李斯却认为，楚国虽然强大，但几代君王都不思进取，难成大业。而其他国家又都太弱，灭亡是早晚的事。在这几个国家中，只有秦国有做大的可能，实力也是最强的，最关键的是，秦国几代君王都是野心勃勃的霸主。

李斯经过一番权衡，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投奔秦国。当他向老师荀况辞行的时候，荀况对弟子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感到非常失望。说他舍本求末，远仁义而近虎狼。

李斯听了老师的话并没有做任何反驳，只是笑着摇头。荀子虽然是自己老师，但他还是不懂自己的心。为了打消老师心头的顾虑，临行之前，李斯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李斯说：“您曾经教导愚笨的我：人生几十年光阴太匆匆，必须好好要把握每一个机遇。现在七国争雄，正是游说者建功立业之秋。秦王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这正是布衣封侯，游说者拜相的大好时机。读书人要是不能学以致用，博取荣华富贵，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最耻辱的事情莫过于卑贱，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穷困。长期处于卑贱的位置和困苦的境地，愤世嫉俗，淡薄名利，这绝对不是读书人的本心，而是无能的表现。我这就打算去秦国游说秦王。”